首页 -> 2003年第5期

一个应予澄清的问题

作者:王岳川




  “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学界争论很大的命题,也是一个应该澄清的问题。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中国研究一直处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之中。西方化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现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主体记忆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中国性”问题的真正审理,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某种均衡发展,或是中国对自己的文化精神的痛彻反省和重新书写。
  事实上,西方全球化思潮为个体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而抚平其内在的不平等问题。而社会境况的经济权力化日益成为消费性的和科技中心的新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的尖锐冲突随着时间的冲洗,其价值观、自我的政治观,逐渐为生活的有序感、现实的身份感和理想的幻灭感所取代。于是,人们更多地感到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在整个政治谱系中存在认同意义的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持续影响和自己新身份的不断确认。于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机制下,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化颓败中世俗文化空前扩充,使当代社会在全面繁荣的假象下,诞生出内在的意义危机,并播撒着文化商品正使社会价值系统崩溃的文化虚无主义。
  在这一语境中,“时尚化”对传统艺术而言意味着传统艺术的技术化与市场化。艺术的技术化是艺术的产业化。单一的技术已经过时,文化转播方式、制作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技术化。传统艺术的价值观功利观,那种安贫乐道清净无为的观念,如今遭到现代性强有力的冲击,今日艺术在传媒权力的压迫下日益强调艺术的商业性存在。这种以商业面目出现的艺术,在媚俗化和低俗化方面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认为这是艺术气息的消散,有人认为是艺术的平面化或艺术与传媒的合谋。在技术化和市场化中,艺术的雅俗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雅”正在让位于“俗”。其内在原因在于:现代学术性的知识分子是“解经者”,而原创性的思想家是“创经者”。学术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惟一存在的价值是“解释”,工作语言是书面语,以保持工作的专业性和超越性。但是,今天知识分子书面语正在失效,日常口语正在调侃和改写知识分子的生命仪式——书面语。
  时尚化的大众传媒时代的确修正着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气质,并在改变我们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回避这一转型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校正时尚化文化的方向,将传媒与艺术的关系厘定在一个有效的公共空间和思想话语领域中,使新思想的诞生和优秀文艺的传播成为可能。在我看来,“人类文化”其实是文明发展中不断升华生成的“文化人类”,只有跨入人类的生活、生命、精神中的文化深层,文艺和文化才会不断地传承和再体验下去。文化的历程为人类产生、保存、收藏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反过来人类对这些文化的传播保存又推进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传媒时代的艺术应与人生良性互动,使明天的文化和精神变得更加灿烂和清洁。
  时尚化的艺术是消费世纪资本符号下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因而这个世纪是不断异化的世纪。实际上,艺术同科学不同,科学是超越式的发展,艺术是积淀式的发展。科学不断向前延伸,艺术却不断有复归性,向人类的本源的复归。在乡土情结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立场"。学术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往往以“他者”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用别人的眼光来评价我们自己的艺术,自己就丧失了评判的标准,丧失了基本立场,丧失了独立不倚的趣味,结果传统精神和艺术形态也就慢慢地变味流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西方社会已经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这意味着现代性问题正在遭受质疑,同时还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再是单维的,而是集体网络关系中的一员,具有相互交往的深层因素和变异的可能性。这种身份和认同是相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具有多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是通过社会交往社会传播获得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政治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人合作方式的空间转换而相对固定的某种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社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身份认同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在共同语境中不断获得修正和重塑。大众传媒和艺术的时尚化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揭示这种危机并开创新的问题领域以化解这种后工业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症结,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