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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五四”：追寻李长之的文学精神
作者：张颐武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中国高速经济成长中出现的消费主义文化进行过许多剖析和解读，也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层面上有诸多探讨和了解。在这方面的体认比较深入，人们也通过十多年来的论争对于这些情况有了较充分的准备。但对于在大众文化和文学层面出现的新的民族想象则明显缺乏准备。于是，在接触诸如最近出现的众多“帝王”电视剧和像张艺谋的《英雄》这样的电影时还缺少深入分析和思考的能力。往往或是简单地坚持启蒙立场，抨击其表现了封建主义；或是根本缺少判断和分析的能力，不知如何理解。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和文化的“高端”，许多关于民族国家和世界的新的想象和表现已经出现，却还没有得到阐释。“五四”以来“文学制度”中有关民族和世界的想象已经有了变化，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有对于这方面的变化作出充分的反应。因为中国“现代性”在这一层面的问题更为关键，其“知识”也更为完备，理论思路也更为清晰。如何在这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路，进行新的思考乃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这里，李长之作为一个中国新文学边缘的思想者的历史“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抗战时期对于“五四”的深入的追问和反思，在今天看来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些思考一直是我们文学思考的“盲点”，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知识态度来面对这个在文学史中被忽略的人物的思考，他对于当下的巨大启示意义应该为我们所关切。在李长之发表他的最重要的文章的四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似乎一直不合时宜，也不为时代所重视；但今天看来，李长之的思考眼光远大，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为今天的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在人们眼中，李长之始终是一个在时代边缘的学者，他被视为仅仅是一个文学研究者。实际上，李长之的宏大的抱负和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才是其巨大的价值之所在。李长之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他由中国古典文化的再阐释中开创的新的思路直到今天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这一反思集中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关于“五四”的再思考的文章之中，也集中在他对于司马迁、屈原、李白、韩愈的研究之中。这些著作的深度和力量让人惊叹，在有明显的弱点的同时却有压抑不住的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李长之最早打开了反思“现代性”，超越“五四”的大门。他的思想完全可以对今天的中国产生先知式的启示，也可以打开我们走向未来之门。
在讨论李长之的意义之前，我想强调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意义。这一意义也还没有从另外的角度加以充分认识。抗日战争一方面凸显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努力的某种转折，中国“现代化”受到了民族存亡的冲击。它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它既显示了中国的积弱和在世界上的弱者地位，却又使得中国脱离了近现代在列强共同压迫下的屈辱地位，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进入了世界秩序的主流，和“强者”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初次建立了一个大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民族危机压抑了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尖锐性，抗战时期也是各种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许多人都将这场战争看成是中国由民族屈辱的“弱者”转向“强者”的历史临界点。人们试图在战争的环境下寻找中国发展的新路，现代中国的多重传统在这时也展现得相当丰富。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林同济有关“战国时代”和“力”的论述以及贺麟对于“知”“行”关系的思想等等，都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力图从不同的方向上超越“五四”，在中西文化的交错之中建立“中国性”的主体，尝试建构新的来自本土的知识与西方文化对话，并寻找新的路向，其含义都异常丰富。在当时的日本也出现了“京都学派”试图探索“近代的超克”，也就是超越“现代性”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被法西斯所利用，变成了侵略战争的辩护。但中国在抗战中出现的这种话语则明显与之不同，是在抗战中中国显示的不畏牺牲的“强者”风范的展现。这些学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超出学院的界限，提供了新的思想，试图在西方的普遍性话语和中国的特殊性之间找到一个超越的可能，接触了超越“现代性”的命题。这些思想后来都在急剧的历史转变中被时代的潮流所淹没，也存在相当复杂的问题，但思考的丰富性和开启的可能性仍然值得今天体认，而李长之在抗日战争中的思考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也是这一时代思想的具有代表性的方向，也具有将抗日战争中显示的民族精神具体化的意义。这一意义也对于今天中国具有高度的启发性。
李长之集中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理论代表作是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本书相当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超越“五四”的命题。可惜此书从未再版过，已经难于找到。九十年代之后出版的李长之的文集也仅仅收入其中一篇文章。这部书的份量和它的境遇之间的反差令人感叹。它可能是一部出版得太早，太过于超越自己的时代的著作。今天读来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天才的思考。这部书的中心是以“战争”带来的震骇为基础，探讨新的中国文化的建构的可能。他指出：“五四”仅仅是一次“启蒙运动”，而中国的“文艺复兴”则还未到来。这显然是针对胡适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而发的。这一论述的前提是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李长之本人也有巨大的触动，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讲述了抗战初期的颠沛流离的经历和自己的思想形成的过程。在战乱中，“中国”给了他不同的启悟，促发了他的新思考。这里的多篇文章指出了战争带来的民族性格的改变。如《战争与文化动态》和《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两文就探讨了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新生的感觉。他用枚举的方法列举了许多方面的变化。《战争与文化动态》列举了九种变化，其中直接涉及文化的有：战争使人认识文化的整体性；战争使人在文化上增高了创造的勇气；战争使人承认了传统的力量；战争使民族的表现力觉醒了；战争使文化在量上有普遍的提高；战争使人有构成史观的机会。（101－105页，以下引文凡仅注明页码者均据《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后文对这几点进行了局部修正之后又提出了三点变化：战争使一切原有的状态或倾向都尖锐化，夸张化；战争使“现代化”迅速完成。现代化的“组织”与“效率”得到实现；战争使人树立了新道德新人格标准。“这标准就是健朗和坚韧。换言之，是一种强者的哲学。”（106－109页）这种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的认识显然是将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的“临界点”，视为中国转向“强者”的关键之处。这一转折的构想直接导向了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源头“五四”的反思。他的方法是尝试直接探入“五四”，在对“五四”的再思中建构新的文化。在对“五四”的反思中，李长之将““五四””视为“现代”过程的一个并不完美的起点。他在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3页）
这一关于““五四””乃是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中国应该迎接新的文艺复兴的思路是李长之文学精神的核心和关键。《“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和《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两文可以说是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章。在这里，李长之首先辨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他构筑了一个将“现代性”分为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两个不同方面的阐释策略。这正好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家的思路有巨大的区别，胡适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直接将它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328页）而李长之却将两者做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他认为“文艺复兴”应该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15页）而“五四”运动则仅仅是启蒙精神的展现。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像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文化之开火，像胡适主张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像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像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这些都是启蒙的色彩”（16页）而这种“启蒙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明白和清楚”。（16页）所以“五四”精神就是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18页）他的这一定位使得对于“五四”的思考清晰化了。他枚举式地展开了“五四”的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五四”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第二，“五四”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第三，“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第四，“五四”这个时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学。第五，“五四”文化运动可看作西洋思想演进的一种匆遽的重演。第六，“五四”运动的精神事实上已渐就结束。最后的这个观点他举出了两个超越“五四”的例子，一个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李长之的思想也是在和同代人的不停的对话中形成的，其对话的中心就是冯友兰的思想。他也批评“新理学”的体系太过理性，难于超越“五四”，却又认为“新理学”是“五四”的理智主义的最高的结晶，已经具有超越“五四”的可能。尤其是冯友兰的有关“接着讲”和“照着讲”的不同方法的辨析对于李长之尤有启发，而冯友兰的对于传统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的“旧邦新命”的信念也给了李长之深刻的启发和超越“五四”的思想前提。所以，《“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一文的附录就是讨论冯友兰的“贞元三书”《新理学》《新事论》和《新原人》的。在和冯友兰的思想对话中，“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思想才得到充分展开。
李长之在对“五四”的反思中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思考。他认为冯友兰乃是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而李长之正是对于“五四”的“接着讲”，而不是仅仅“照着讲”。超越“五四”，正是以“文艺复兴”的命题，接着“启蒙精神”向前发展。他认为：超越“五四”需要“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22页）
从这个起点开始，李长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文艺复兴的高度加以再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分三篇，上篇为《儒家之根本精神》，中篇为《古代的审美教育》，下篇为《中国人人生观的缺陷》。这三篇文章完整地提出了对于传统复兴的方向，给中国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儒家的根本精神》直接回到现代中国否定最多的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对于儒家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阐扬。李长之也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核心。李长之当时指出：“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的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孔子的真价值，却无宁在他那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这种性格却又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并不是向外侵蚀的，却是反射到自身来，变成了一种刚强而无害于人，热烈而并非幻想，勤奋却依然从容，极端积极而丝毫不计成败的伟大雄厚气魄。”（59页）这种儒家的精神正是中国的“强者”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中篇中化为了审美，他提出“玉”是中国美的最高境界，“玉所代表的美感是颇高等的，不稚弱，不琐碎，不浅薄，不单调，不暂时，不变动不居，不死滞不前。在人格上能与之符合者，也恐怕只有孔子而已。……玉和孔子代表了美育发达的古代中国。”（74）而他始终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写作，如孔子、司马迁、韩愈、李白、陶渊明的传记的写作贯穿他的一生，显然是为这中国的精神寻找具体的展开方式，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寻找途径。而下篇则批判中国传统的问题，对于中国人的仅仅注意具体，而缺少整体性进行了批判。这说明李长之并不是一个“国粹”派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开放态度的思想家。在《文化上的吸收》一文中他阐扬了“五四”的历史贡献，“从地域上看，新文化运动固是西化运动，而就时代而言，则是现代化运动。在现代交通情况之下，地域的疆界本已难划，时代的巨浪更难以抵挡，。或者以为我们就要现代化，何必跟着洋鬼子跑。然而我得问他，谁教我们多睡了四百余年，谁教我们不早开开大门，看看门外的景象？”（85页）这些对于国粹派的反驳可以看出李长之正是发挥了“五四”的精神的同时试图超越“五四”的。他超越了“五四”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中国有关“现代”的思考中，将“五四”视为满足了“现代性”的一切方面的总体的解决方案的理论一直是主流的观点。直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讨论“现代性”问题时，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五四”既是起点又是顶点，后来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达到“五四”的高度，“启蒙”被赋予了几乎无限的意义。从胡适等人直到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的李泽厚的有关启蒙和救亡的模式实际上都是对于“五四”的“照着讲”，而没有深入的反思，没有“接着讲”的努力。我们似乎在伟大的先驱者面前失掉了创造的能力和意愿。但李长之有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区分，以及“五四”仅仅是启蒙运动的论述将“五四”的意义给予了更为清晰和丰富的展开。他肯定了“五四”的起点的意义，却并没有将“五四”视为不可逾越的顶点，他的思路和眼光完全超出了我们的习惯的思考的限度。将中国“现代性”中的被压抑的“文艺复兴”的对于古代文化复兴的追求加以释放。这一文学精神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高度的启发性。今天的中国的“新世纪文化”已经超越了中国由“弱”转“强’的历史临界点 。李长之来得太早的预言今天已经具体化了。但我们的思考似乎还没有达到他的深度。在全球化的话语的“高端”，我们还不能有所贡献。“五四”时代形成的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受到冲击，我们却还难于提供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文学精神的展现，李长之有关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当然可以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象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结束时所言的那样：“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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