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豁出老命写民意
作者：杨润身
步入新的世纪，我已越孔子的高龄，距孟子的年纪也已没有几步。从坎坎坷坷中走过来，诸多疾病随时要送我西归了。
一位甚能调适自己、健康如铁的文友，尽情地向我提供健康良策：你一生挫折不断，苦苦辣辣，七老八十，保命第一，活着就是幸福!一定要丢弃一切，特别要将名利看淡，认死自己不是天才，不是人精——要是天才，早就功成名就了。听人说，外国有个说法，文学天才通常不过四十来岁，雪莱活了三十岁，普希金活了三十八岁……总而言之，必须封笔，必须潇洒自在笑口常开。
我重视文友的善意。
名利思想有之，而并不太重。当年参与将歌剧《白毛女》改编为电影，应获得奖金一万元，婉言谢绝；电影《探亲记》获得稿酬近一万元，大都交了党费。七老八十，更把名利看得轻而淡之。轻名淡利，也就没有了革命道路上的功劳苦劳一类念想。
原当工人以工薪为生的儿子、儿媳失去工薪，惟一的孙女患癫痫病久治不愈，全靠老子为生。家又无多积蓄，我就难免忧苦。而我穿越过枪林弹雨，又面对过江青的淫威，自我调适的能力不弱，可将忧苦放开。更不把党的不幸的岁月里个人经受的“喜不得有色，怒不得出声，哭不得落泪，言不得表衷”放在心上。
我从来没有过“天才”的抱负。我生于贪苦农民之家，落地即被母亲投进水缸，幸被奶奶救活。没有活的权利，更无识字的自由，仅在正式学校中识字一年稍多。只是参加革命之后，为一村剧团撰写过反映农民翻身、英勇抗日的几个剧本，使该村剧团获得边区“乡村文艺旗帜”的荣誉，后赶上器重工农，就调入文艺团体，成为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始终未忘自己是墙头芦苇，根底浅薄腹内空虚。跨入老年，半生笔下的艰辛，使自己更加懂得文学艺术事业之不易，更加认识到自己之不足和差距。总而言之，文友说到的“一切”均可一抛了之，无牵无挂。
然而，我抛不掉故土之情。我的故乡在革命老区，每一片泥土都洒着受难同胞的血泪，每一块山石都刻着先烈的无私。故土成了我的生命。属于自己的时日已很短暂，更加眷爱故土，更加离不开故土，更加珍惜乡亲们的深情厚意。革命老区金龙县也有着我战斗跋涉的足迹，对其亲近爱戴与故乡无别。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晚秋，我在金龙县里看到我熟识的一家父老痛心的哀伤和强烈的愤怒，听到众多乡亲火热的企盼。我入党之后，与平民百姓同甘苦共命运已成天性。乡亲之哀之怒，使我不禁痛心疾首。我向省委反映了乡亲们的哀伤、愤怒和企盼，还想将它写下。而我却远离纸墨笔砚。我忘不了自己文笔浅拙，力不从心。更知出书之难。我决定求一中年作家满足乡亲们的企盼，这位作家婉言谢绝。他说，他的笔再不触动腐败，白浪费纸张。他又劝我说，要笑对不平，不必沉重。而我脚踏革命老区故土，头顶蓝天红日，面对五彩缤纷，不管自己如何自我解脱，也丢不开乡亲们的企盼，脱不掉心里的沉重。只有一写为快!我就不管能否变成铅字豁出老命，一日多则六七百字，少则三四百字，将乡亲们的企盼终于写在了纸上。
没有想到，我的老运良好，遇上可敬的甄树声同志的热忱关注，令我十分感动!乡亲们的企盼即将变成铅字之际，我特向甄树声同志致意!也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彦魁及刘桂欣等同志尽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