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抵抗文学批评堕落的勇士

作者:吴 俊




  同李建军乍一开始交往,就能感觉到他的锋芒。这并不是指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咄咄逼人的处世方式,而是只要一谈及文学,一涉及文学批评的话题,他总是立即会显得精神抖擞,直言不讳,而且往往一针见血。接触多了,了解深了,就会发现他的这种不加修饰的锋芒表现,即缘于他的个性,部分地也可能与他出生所在的陕西的地域文化性格中刚烈率真的一面有关,但说到底,他的文学和批评的锋芒,我想主要应该还是由于他的坚执的自信。这种自信从何而来?这自然会涉及到他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素质与专业水平的许多方面,但综合起来我所感觉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印象则是他对文学的真诚热爱和信仰;换句话说,他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在履行自己内心对于文学所自觉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他是将文学(批评)的精神与自己为人处世的生活和人格精神联系起来的一个批评家,因此,他的批评表现出的锋芒与自信,凸现的其实是文学和为人的精神气节。或者,一言以蔽之曰,他所坚执的是文学(批评)的正义。正义的信念,赋予了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力量。
  从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而引发出关于信仰、使命、气节和正义之类的话题,决非故意的夸大其辞或抽象的泛泛而谈。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建军的文学个性和批评力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多年来普遍存在的文学批评的某些积弊而造成的问题现象。所以,他的批评文章(包括其犀利的文风)总是显得与我们惯常熟视了的文学批评现状构成一种对比鲜明的反差。正是从这种反差之中,我们能够发现李建军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所在。他能促使我们正视并反省关于文学批评的一些最为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具备着坚实而明确的“古典”基础。所谓古典基础,主要是指由西方、俄苏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多个来源而形成的历史人文素养,这构成了他的文学批评的基本学理基础。也就是这种人文素养和学理基础,铸就了他对于文学的认识和信仰,并贯穿在他的批评活动之中。因此,当我们把他多年来的文章放在一起连贯通读的话,就不难发现它们的整体性特征——他的文学价值观是极其稳定或者说是坚定的。稳定(这个词往往会造成误解)并不意味着保守,在这里主要是指李建军有着经由自身的文学经验而形成的对于文学的基本认识。文学的表现形态和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但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文学的存在理由,却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内涵。文学批评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的文学表现之中,发现或建立其与文学基本内涵的关系,这两者间的关系是批评家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从这种角度来说,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恰恰可以使我们反省自问:当我们在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时,是否具备有一种基本的而且是坚定明确的文学价值观?这一自问实际上也是针对多年来不少文学批评家的价值立场的暧昧或多变现象而发的。当我们始终处在一种游移不定甚至是追逐潮流的批评氛围中时,实际上面对的正是对于文学的真诚信仰失落了的现状,文学批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无根的游词,而无助于对文学价值的真正发现。批评应当具有坚定而深厚的品质,批评家必须具备自觉的价值观信念和文学立场。
  其次,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称得上是一种以独立的姿态而充分、深入地介入文学发展现实的写作方式。独立的姿态本属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它基于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对文学(批评)的责任意识以及更为根本性的对于文学的信仰,包括对自己所坚持的文学价值观的正义信念,否则,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就只能是一种流于空谈的自欺欺人,毫无实际意义。虽然独立的文学批评是几乎所有的批评家自相标榜的招牌,但真正能够将之落实、贯彻在文学批评的整个实际过程中的,却实在只是凤毛麟角的极少数。我们总是可以非常容易地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文学批评的现状中看到,所谓独立的文学批评是如何被利诱而逐渐部分地甚至是完全地丧失其独立的品质,而沦为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市场批评和金钱批评等等。在这种可称之为腐败堕落的文学批评的普遍氛围中,独立的文学批评无异于是一种独发的异声,反而往往要遭到众人的侧目而视,以之为故作姿态的出风头。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是显得如此的颠倒,文学(批评)的正义感就是这样被庸俗的利益交换而消解于无形。此时此刻,李建军特立独行般的独立姿态,实际上就是对世俗的侵扰和庸众的讥诮的个人抗战了,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也就在这独立的姿态和个人的抗战中愈发分明地凸现了出来。
  同时,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还应当体现在与整个文学现实的互动关系之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关于文学现实的表现方式,它与现实的文学创作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创作的挑战,或与之产生积极的对话,而且也需要从理论上对文学的现实有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前瞻性的预见;也就是说,它以学理性和思想性的逻辑表达方式包容着文学的感性,自觉而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现实的发展过程之中,由互动关系的建立而构成文学的整体结构与面貌。因此,平庸是文学批评的大敌。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最多的平庸表现,一是人云亦云的随大流,二是得过且过的表面文章。这两种表现都是既不能显示文学批评的个人才能与见解,也无法提供对于文学的任何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算是借着文学批评的名义而做出的一些无聊点缀,有时甚至连花边新闻都不如,连小道谈资的资格都够不上。这种文学批评究竟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从某种意义上不妨可以说,鄙视而且反对平庸,不失为是李建军从事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的动机因素。他的独立见解、敏锐直觉和力求深入、直击要害的批评风格与追求,就是对平庸之辈、平庸之风的宣点,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文学批评也才在真正的意义上与整个的文学现实建立了一种平等融入和实际有效的互动关系。一个批评家和一种文学批评(的声音)是否可有可无,是否具备独特的不可漠视或替代的个体价值,这是生命般重要的关键条件。
  因为李建军文学批评的独立和独异,他所引起的反响和震动往往会因与平庸现实的鲜明反差对比而成为新闻或某些舆论的由头。但刻意人为的标新立异、耸人听闻,其实从来都不是他进行文学批评的缘由,这从他富于学理、满怀人文思考和慎密逻辑结构的大量文章中可以一目了然。我有时甚至会这样想,除了他的理性动机外,李建军的许多文章恐怕还是“义愤之作”。出于文学的使命意识和他的人格气节,他有时不能不采用一种近于激烈和愤怒的笔调来形诸文字或言谈,以此达到张扬文学正义的主观意图和目的。愤怒的理性往往会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力度,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需要却又很少能见到的批评风格。相比之下,主要出于义气而又缺乏学理内容的“骂派”批评就要显得脆弱的多,而且,骂派批评与前述的平庸批评一样,最终的结果仍然会不免于伤及文学批评自身。严格来说,这类文学批评其实都缺乏应有的自重自尊和自爱。对文学批评在理解上的一个偏颇或误解,是不自觉地将批评主要视之为否定,这样,批评有时就会沦为为否定而否定。但是,这种专事否定的文学批评,事实上招致的往往也是对自身的否定。李建军的批评锋芒表现在,即便是根本性的否定,他所依据的还是经验的直觉和理性的学理,这不仅能使他的批评动机和目的贯彻到底,而且也使他的批评观点更显出雄辩和逻辑的思想力度与文学可信度。换言之,李建军的文学批评与一般所谓的“骂派”批评或否定性批评的区别,恰恰在于他的建设性——这是两种在文学理念、批评动机、学理水平和表现方式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泾渭分明、高下了然的不同品质的文学批评。所以,从他的文学批评会自然而然地使我联想到有关文学的信念和正义感之类的根本问题。对文学批评而言,我们向来都并不缺少才气之作,也并不缺少多样风格的表现形式——虽然平庸之作仍然比比皆是,我们最为缺少的恐怕还是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存在基础的最为基本的思考及其自觉和真诚的批评实践行为本身。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可以促使我们自省,抵抗文学批评日趋翻新的堕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