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于坚与魏得胜

作者:魏得胜




  写诗的于坚说过一句话,他说:“昆明对于我,只是住在那里。对于那个城市,我永远是一个庸人。”对此,写杂文的魏得胜深有同感,这二人便先在神上相“与”了。
  话说昆明的这两个庸人,在2000年底的一天相见了,地点是一家啤酒屋。这是深居简出的魏得胜头一回参加当地文人的聚会,在几十号人中,李霁宇是他惟一难得一见的老熟人。闲话中,《风花雪月》的主编李毅向一个胖敦敦的人一招手:“于坚,你不是找魏得胜吗?这位就是。”于是二人迎在一起,握手,寒暄,说话。基本上也就是于问魏答吧,于说你是公众代言人啊,魏说不敢当;于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魏说没上过大学,于说那就更了不起了;于问你出过几本书了?魏答一本都没有。于先是疑惑,接着牢骚了两句,又说你的书一定好卖……最后才扯到各自的住所,这一扯,使俩人都吃惊不小,原来他们的住所,仅一巷之隔。这还不相见恨晚吗?不,他们分手的时候,彼此连对方的电话都没留一个,日后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
  于坚与魏得胜老死不相往来的精神,不免使人想起中国的一种文学现象。换句话说,“于魏现象”,正好与中国的“文学主流现象”背道而驰。搞文学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文学界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这样一种现象,即这圈那圈、这军那军。最笨的一个推测是,文学人全都“圈子化”“军团化”了,“顺其自然”也就“一体化”了。写作本是非常个人化、私人化的东西,你一旦予以集团化,必然地同时也是非常自觉地融人到所谓的主流文化中去,即“大化”。这个“大化”到底有多大呢?大到再是一个天才作家也会被淹没的地步——“大化思想”淹没“个体思想”。进而言之,缺乏完整个体思想的作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能是码字工或御用文人。
  新中国以来,像吴祖光那样不能自由地“个化写作”就封笔的作家,还真屈指可数。吴祖光之所以成为这特殊群体里的一员,就是他始终认为,“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不应横加干涉”(《湘声报·沧桑》2003年4月25日)。何谓横加干涉?大的方面就不说了,小的方面如——些文学评论家,动辄就把谁谁强行拉成一圈、一派、一军、一团,仿佛这样就形成了文学的力量。其实要认真论起来,或者往细里琢磨琢磨,所谓“圈”所谓“军”,不过是无意识的帮闲招降罢了。军事上,也只有——“圈”一“军”一“窝”一“团”才最容易一网打尽,而这里的一网打尽之“打”,所用的不是武力,正是“统一思想”这个武器。
  这之下的于坚与魏得胜之老死不相往来,悲耶喜耶?不好说?那就来读读于坚的诗吧:
  远方的朋友
  你的信我读了
  你是什么长相我想了想
  大不了就是长得像某某吧
  想到有一天你要来找我
  不免有些担心
  我怕我们无话可说
  我怕我们默默无语
  该说的都已说过
  无论这里还是那里
  都是过一样的日子
  无论这里还是那里
  都是看一样的小说
  既然别无二样,还不如守在自家书房来得多元。多元多思,多思多明。这就是于坚与魏得胜——于坚与魏得胜不相轻,因为他们在家门口做着远方的朋友;于坚与魏得胜不相近,因为他们都知道独立写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