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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诗歌研讨会”纪要
作者：李 珂
诗人聂绀弩宣布开会并致开场白：“(诗坛)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散宜生诗·高序》1962年3月3 日)
大学教授季羡林首先发言：‘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运动，我不认为是成功的。问题不在于白话与否，而在于迄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的形式。这是一个常识问题。那些反对这些常识的理论，以我愚鲁，听起来介于明白与不明白之间。我的所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数和字数，一是韵律……现在我们的白话诗，缺乏的正是这种诉之于目的比较整齐的字数和诉之于耳的音乐性。作者虽然苦心孤诣制作一些迷离模糊的意象，可是至少对我来说是‘只堪自娱怡’的，不能使我感动，更谈不到什么美的享受……白话这样下去，前途是渺茫的。 ”(《论新体旧诗》，1998年6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微笑点头，表示赞同：“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随后又挥挥手，幽默地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型，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载1978年1月号《诗刊》，《诗人毛泽东》第321页)
散文家朱自清忧虑忡忡：“诗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作者和读者也似乎越来越少……”(济南《大华时报》1947年6月5日)
蓝棣之教授情绪激动：“80年代以来，随处可以听见说：现在的诗，我读不懂；90年代以来，连80年代还在为那些读不懂的诗辩解的人，也读不懂诗了，广大的读者索性也就不读诗了……在广大读者不读诗的情况下，诗还有未来吗?诗还可能存在下去吗?”(《文学评论》2001年5期)
作家张闳：“今天，诗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已经喑哑难辨，诗人头上的光环也显得暗淡无光……‘90年代的优秀作家作品’前十名没有一位诗人——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却令人遗憾……造成当代诗歌陷于如此糟糕的局面，诗人自己当然要负责……批评家……应承担主要责任。”(《文汇报》2000年10月4日)
批评家谢冕：“经过了长时期梦魇般的挫折，新诗正在顶破那令它窒息的重压，它在寻求更为合理的发展。新诗的道路不应只有一条，新诗也不能只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它应当吸收多种营养，它应当拥有多种的血型。新诗应当改变长期以来的贫血的状况……(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失去了平静之后》，载《诗刊》1980年12期、《在新的崛起面前》，载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
批评家孙绍振：“(朦胧诗)是一种新的关学原则的崛起。”(《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年4月号)
诗人臧克家：“(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诗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关于朦胧诗》，载《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批评家徐敬亚：“(朦胧诗)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崛起的诗群》，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诗人丁力：“鼓吹和欣赏晦涩诗风，这只会使缺乏阅历而又热情、有一定才华的青年作者越走越远，这是误人子弟!”(《古怪诗论质疑》，载《诗刊》1980年12期)
孙绍振：“80年代，美国的诗歌组织请舒婷到美国的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歌，对方出资。舒婷花了不少精神办签证，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里，选了一个周末，结果只来了10个左右听众……”(《西方诗人的努力和我的困惑》，载2002年10月21日《南方日报》)
学者杨晓民语调沉重：“目前，我国新诗创作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十几年来，新诗是以海子自杀、顾城杀人、诗人团伙骂架等事件进入公共空间，至于新诗创作的实绩与影响力则乏善可陈、不足为道……诗人、诗评家们争地盘、排座次的热情与厮杀，拉帮结派，自吹自擂，惟我独尊，有的甚至利用大学的资源优势，把自己写入所谓的‘文学史’。黑道的蛮横、专制、粗鄙，‘文革’大字报的恶俗在诗人团伙之间的攻讦声里俯拾皆是，诗歌真的堕落成一个封建主义、蒙昧主义蔓延的名利场……难怪有人说，现在什么都不会写的人去写诗了，什么学问都做不好的人去做诗评家了，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同上)
“新诗之父”胡适博士擦擦额角的汗水，扶正眼镜，充满自信地说：“我觉得新诗的前途大可乐观……自古成功在尝试……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是一场诗体的大解放……新诗是自由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话怎么说就怎么作。”(《尝试集·再版自序》，1920年8月4日，《谈新诗》，1919年10月)
英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摇摇头：“对一个想要写好诗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只有拙劣的诗人才会认为自由诗就是从形式解放出来。”(《艾略特诗学文集》186页)
胡适：“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作诗、作文……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体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新论》，《谈新诗》)
教授梁实秋：“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为白话而白话，忘了诗之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做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载1922年5月27日《晨报副刊》)
诗人闻一多突然起立，双手攥拳猛烈抖动并大声高呼：“不幸的诗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碎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冬夜)评论》)
诗人穆木天：“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 ”(《谭诗》，《创造月刊》1卷1期，1926年3月16日。)
梁实秋：“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渐渐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谈到什么白话不白话。可是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在七八年前没有多少人讨论。偌大一个新诗运动，诗是什么的问题竟没有多少讨论。而只是见无量数的诗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不知多少首诗……”(《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诗刊》1931年1肌州号)
臧克家朗诵：“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宜学。”(毛泽东《关于诗的一封信》，载《诗刊》1957年创刊号)
毛泽东主席声明：“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同上；《毛泽东轶事》250页，转引自《诗人毛泽东》第421页)
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作为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最具民族特色……特别是其中的古典诗歌可谓精荚绝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要……大力弘扬它，不断发展它，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的美好心灵。”(转引自《2l世纪初期中华诗词发展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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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编辑张承信：“目前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而旧体诗词进射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不仅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多种版本的唐诗宋词集一版再版，常销不衰，写旧体诗词的人也空前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些过去写新诗的诗人也改写旧体诗词了。一冷一热，形成了强烈反差。”(《山西文学》2001年6月号)
诗人郁达夫：“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严谨，但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将来，只要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穿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谈诗》，1934年10月)
作家孙涛：“毛主席的旧诗词写的好，至今没有非议，但他没有写过一首新诗。倒是‘文单’中有人将他的文章分行谱曲演唱，如：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原来这么一分，老人家的文章也就变成了新诗。”(《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7月24日)
谢冕：“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三十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四十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五十年代有过关于向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三次大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新诗的诗体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在新的崛起面前》，载1980午5月7日《光明日报》)
粱实秋：“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诗刊》1931年12月9日)
瞿秋白态度严肃地说：“现在的所谓白话诗，仍旧是用活死人的腔调来作的……因为暂时还只有活死人能够有福气读着欧美日本的诗，所以他们就把外国诗的格律、节奏、韵脚的方法，和自己的活死人的腔调生吞活剥的混合起来，结果，成了一种不成腔调的腔调，新鲜活死人的腔调。”(《新鲜活死人的诗》，载《北斗》1931年12月28日)
诗人黎焕颐：“他们见新就目眩，见西方的经就顶礼，进而忘祖抛典，互相指骂，完全一副西崽相：把东西文化的良性互动、取长补短的平等交流，错位为主仆关系……”(《新诗的误区》，载2000年12月21日《文学报》)
诗人郑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国诗坛像一个不断变换树种的植物园。诗歌一茬与一茬属于不一样的品种，基本上都是引进的……”(《诗人必须自救》，转引自1996午《诗刊》)
作家茅盾：“诗经过翻译，即使译的极谨慎，和原文极吻合，亦只能算是某诗的Retold(译述)，不能视为即是原诗。原诗所具备的种种好处，翻译……决不可能完全保留。”(《译诗的一些意见》，载《时事新报》1922年10月10日附刊《文学旬刊》52期)
英国诗人鲍斯威尔[J·Boswewell)；“译诗只能是拙劣的模仿。”(4-9瞻《中西诗歌比较》)
约翰生[S·Johnson]：“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人们可以精确的翻译科学书，也可以翻译历史书，只要那些书不是以诗歌的修辞手段来写成的……诗的荚只能在原作中保留，而不可能在任何其它语言中保留。”(同上)
切斯特顿[G·K·Chestereon]：“要求诗的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准确的等同物……实在是不可能的。”(《乔叟》)
雪莱[P·B·Shelley]：“……因此，译诗是白费力气。”(《诗辩》)
鲁迅始终闭目吸烟，默默旁听，此时，他掐灭了烟卷，站起来，用绍兴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作总结性发言：“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可惜中国的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鲁迅书信·致蔡斐君》1935年9月20日、《鲁迅书信·致窦隐夫》1934年11月1日)
聆听了鲁迅先生的谆谆教导，会场一片喧哗，众多新诗评论家和“现代”、“后现代”、“70后诗人”以及民间诗歌刊物、电脑诗歌网站如《诗江湖》、《下半身》、《扬子鳄》、《自行车》。《小杂志》、《橡皮》……的代表们情绪激动，纷纷举手要求发言。
主持人聂绀弩抬头看看挂钟，时间已接近中午12点，便宣布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