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直面非典的访台代表团
作者：何 申
感觉到这次期望已久的台湾之行可能要冒非典之险，其实在未到中国作协集中之前，大家就已经知道一些了。比如我在办手续的过程中，就多次听到“咋这个时候还去舌湾香港”的善意劝告。4月5日即到京的第二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亲自为我们饯行，吃过饭我和山东的刘玉民又满大街找药店买来罗红霉素吃。那是电视上说的，说吃了可以防非典。不过，那时大家既关心伊拉克战争，又谈论即将来临的宝岛之行，加之我们的电视报纸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故非典的话题只能是小插曲而已，但坐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情况就一下大变了：首先是乘客极少，二百多座位，我站在后面数了一下，只有60余人。再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团14个人的嘴巴是露在外面的，其他的乘客及空中小姐都是全副武装捂得严严的。见此情景，但凡是个人也要跟着生出几分紧张来。不过，陈建功团长的坦然自若，曾庆瑞教授的健谈，阿来、刘庆邦、石一宁、胡军、沈庆利的沉稳，任芙康、鬼子的神侃，还有萧惊鸿、赵玫、梅洁女士的笑声，以及刘玉民的山东口音，当然还有我的参与，还是使这个临时组成的团体带着微笑飞向香港。当然，我们也偶尔戴上了口罩。那是小萧在北京费了很大工夫才买到的。任芙康又从天津买了些来。北京的口罩带很短，我戴上勒得耳朵生疼，天津的口罩带长一些。于是我们都有了两个口罩。
香港新机场的候机厅如同没有赛事的体育馆，高大而又空旷，乍一进生怕走散了。但小小的健康登记表却从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不伴随了我们。那里的电视节目似乎始终在讲SARS。开始还有点不明白，后来才知那就是大陆说的非典。还有那淘大花园的追踪报道和新闻发布会，一下便让你明白香港疫情非常紧张。待到从香港飞高雄时，机上乘客更少了。依然是二百多座位，不足50人。我与建功说这回几乎是中国作协包了专机了。往下的情况表明，尽管高雄文艺协会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但仍对大陆作家在这等情况下如期来访感到分外高兴。周啸虹理事长几乎在任何一个场合的发言中，都要讲到在这个非常时期能接待大陆作家，心情是很激动的。在十天的活动中，从台南到台北，从阿里山到日月潭，两岸作家朝夕相处情感交融，使这次的访问和接待都圆满川页利，不能不说与大家同有中国人民必然会战胜非典的信心和勇气有关。
在台期间的文学交流活动，始终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的。其中给我感觉最深的，是接待我们的台湾文学界朋友，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不少人已近花甲之年，但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之好，乍一看起码要年轻十岁以上。他们极少有人是“专业”写作者，每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文学则是他们的爱好，文学更是他们对大陆对故乡寄以相思之情的美好天地。看他们的作品，几乎所有人都驾驶着劈浪的笔墨之舟，横越了海峡，直追童年、少年的往事，并盼望祖国早日统一，骨肉早日团聚。
文学交流活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准备亦是非常充分的。我们这些人自然都要讲一些个人的创作感受。胡军、石一宁和沈庆利还有专题研究的论文当场宣读。只不过台湾会场上发言时间控制得极为严格，每人15分钟，时间到就必须结束发言。好在都有详尽的文字材料，可以让人很清楚地看明他们的论点和论据。但发言时间的严格，却也使发言人数大大增加，尤其是还要留出一些时间自由发言、提问，于是使得会场变得活跃，交流气氛甚浓，不见了我们常见的多数人只带耳朵不动嘴巴的情景。代表团诸位都以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在展开文学交流活动之时，非典的威胁却难离左右，其间亦有惊险之时。萧惊鸿负责全团日常的具体事宜，她办事又非常认真，因此很劳累。途中住日月潭那个晚上，她感冒发了高烧。此时若去医院，按规定全体人员都得隔离观察，行程将全部打乱。整整多半夜，陈建功和周啸虹等人都为此事紧急磋商。那夜又下着雨，天黑黑的，他们冒雨买药打针，也加上小萧年轻体质好，转天清晨，她竟奇迹般地出现在阳光明亮的阳台上，她喊，我好啦。当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那些天里，我们相互提醒，千万不能感冒呀。但台湾所有房间，空调都开得异常之足，包括大轿车里，也是冷气嗖嗖。与司机说太凉，回答只能如此，故大家上车就穿厚些，下车再脱，一路冷热交替倒也有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来是该好好看的，但那里为保护文物温度绝超不过十五度，而那日室外足有三十多度，没法子只能提前出来，在炎日下晒好一阵才会出汗。但真是不简单，台湾之行除小萧那次有惊无险，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于是，也就保证了各种场合的文学交流活动顺利进行。临别之时，周先生很感慨地说自己一直揪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既担心非典带来的身体伤害，同时还担心非典影响大家的情绪。而大陆来的作家显然有足够的勇气，一路欢歌笑语，满堂精彩发言，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种勇气和胆量在归途于香港停留时显得更充分了。此刻香港疫情已到万分紧急之时，香港机场开始测体温，高者不得登机。我们抵港那日，当地便有多名非典患者病故。因建功和其他三人有急事未停留，我被委任临时负责。与其他九人走出香港机场时，烈日炎炎，车马喧杂，但热气滚滚的街头上，行人几乎全戴着厚厚的口罩。我戴了一小会儿，就憋得难受。我们住在条件很好的饭店，本来一天一千多的房费降到一百多。那日我与梅洁、玉民去商场，里面许多柜台都关了。我很担心，一怕万一谁被传上，所有人都走不了；二怕形势如此紧张，与香港作家协会的座谈会能否开好。但那日众弟兄们聚在馆店大堂，见大家那股精神气，我又有了信心。果然，当晚的座谈会开得很热烈，以至于很晚才吃上饭。潘耀明会长非常高兴，觉得大陆作家在港停留，亦为他们战胜SARS鼓了劲。饭后余兴未尽，他又亲自驾车上太平山，陪我们观港岛夜景。
我有个同学在凤凰台，一个电话打过去，转天他来接我。他既非常高兴，又很惊讶，说你们这么多人怎敢这时来香港。我说你们不是照样在这工作嘛。话是这么说，可那日他陪我逛维多利亚湾，但见波涛碧绿高楼如林，远近却难见一个游人。梅洁和刘玉民参加了“一日游”，回来说玩得很尽兴，只是同车人少点。问多少人，说加上导游，一共五大位。由此可见，非典对香港的旅游业打击很大。和同学分手时，他笑道，香港很希望有更多像你们这样勇敢的朋友来访。我说那是肯定有的。
在香港停留数日，进机场时，除了填身体症况表，还测耳温。一把枪式测温器，朝耳朵叭地打一枪，体温就出来了。很好，我们十人顺利过关。在机上，大家的心情明显地放松了。刘玉民拿着录像机不停地拍摄，胡军的外形很有些青年毛泽东的样子，大家都撺掇他朝特型演员发展。鬼子花一百美元买了双鞋，却无法看出好在哪里。赵玫向人大谈她在香港“秀水街”——赤柱的见闻。梅洁大姐随身带的小剪子半月前在北京海关被扣，刚才又在香港机场被扣了小刀。大家笑道：再走两趟，您这点零碎就全扣光了。萧惊鸿则有些苦恼，因为台湾方面在嘉宾名录上把她写成联络部副主任。她希望我们为她作证，证明不是她虚报的，而是他们弄错了。
飞机降落在北京，陈建功亲自来接，金坚范在作协机关迎候。显然，作协领导们心里也一直不踏实。坐在车里，闲了多日的手机都响起来，说着说着，大家的神色却严肃了。原来，北京这边的风声严重起来。不过，没有人紧张。毕竟，我们刚从台湾、香港归来。我们已经见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