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友人赠书谈

作者：金　梅

理论建构。我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建构过程所知甚少，像科安书中所作的这种梳理与描述，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创见呢?从“五四”后逐步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以及在其引导和影响下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如果没有后来的政治上的干扰，必会日渐完整与发展吧!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徘徊不前以至倒退(由“言志”之文退回到“载道”之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散文之得以重现其现代性的面貌，其关键，还是由于它重新回到了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道路上来。对这一历史的曲折，《建构与阐释》一书虽然没有单作叙述，但从其对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的阐释中，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的。
　　科安在紧紧抓住妙发性灵、独抒怀抱这一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构中的核心的同时，又特别提到了鲁迅在《杂谈小品文》一文中所说的，没有超然于社会之外的“性灵”的见解，并发挥说：“如果‘性灵’被抽掉应有历史的、社会的内涵，那么‘独抒性灵’，就会滑向‘赋得性灵’，重新落入‘窠臼’”，小品文等形式的散文创作，“就会走人死胡同”，那么林语堂等提倡的那种“‘惟我知之’的‘性灵’，其价值何在呢?”这种能在文学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识见，显示了科安学术研究上的渐趋成熟。
　　与其在散文理论上的研究相比，科安更擅长于对不同作家和作品的阐释。他在后一方面，已显示出了令人欣羡的颖悟与精细。综观《建构与阐释》一书，可以这样说，在作者眼中，强调和突出个性色彩，不只是建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考察与评析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的着眼点。“性灵”总是个人的“性灵”，因此，对散文家(其他文体的作家也一样)来说，所谓“独抒性灵”，除了要去抒写他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精神生活，在抒写与表达方式上，也要有有别于他人的个人色彩。科安在对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郑振铎、孙犁、汪曾祺、杨绛、巴金等，诸多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阐释剖析时，不只从总体上，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个人特色，还对他们个人特色的构成因素，作了精细的剖析。再进一步，又对他们个人特色的成因，即他们各自的人格构成、文化心态、审美理想等，作了追踪寻迹。例如在阐释汪曾祺散文创作的章节(那是同类章节中写得最出色的一章)中，作者认为汪作散文的总体风格可用“闲适”二字来概括。而构成这一风格的因素，则有“闲”、“静”、“淡”、“趣”等四个方面。至于汪曾祺风格的成因，作者认为，这又与下列几个方面有关：汪的阴柔平和的个性，“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超脱旷达”的现世品格，表现于对民俗民情和各地风味吃食抱有特殊兴趣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率性自然”、“天人合一”人生理想和审美境界的向往与追寻，等等。有了这样到位而细致的层层剖析，读者对汪曾棋的散文风格，也不再只是一个难以确切把握的模糊笼统的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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