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我不配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
作者：韩石山
夜深了，家人们都睡了，窗外不时传来救护车凄厉的尖叫。昏黄的灯光下，我睁着昏花的老眼，翻看着这本大开本的厚厚的教科书。宝蓝色的封面，上端是一排黄字“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间是反白的大字“文艺批评学教程”，下面是“主编周忠厚”，再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封底开列了这套教材的全部书名，共十九种。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编》。关于我的一段话，在该编第十一章《氛围论与争鸣论》的第二节《氛围论》中。此节第四题第二小节为钳比评家对作家作品的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文中所谓的二极对立，一是“捧杀”，一是“棒杀”。写“棒杀”的文字共三段，第一段举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二段就说到我了：
这种“棒杀”式的文章，不仅蔑视学理，而且常夹杂着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李初梨曾经直骂鲁迅是一个“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是在文坛乱舞的“老骑士”，其文章是“神经错乱”的“狂吠”。这样一种以谩骂讽刺代替批评的不良文风，在当代文坛上仍然有增无减。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丈精神”的讨论中，王蒙即曾以“黑驹”指称论敌。谢冕重复编选20世纪文学经典，或许有不当之处，但韩石山却对之进行了人身攻击，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第164—165页)
就字面来说，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论述是严密的，有力的。文艺批评中有没有“棒杀”式的批评?任谁都得说有。在这样的批评中，有没有“格调低下的人身攻击”呢?这你就不一定知道了，那就告诉你，李初梨当年批评鲁迅就是一例。你看他都说了些什么，“恐怖病者”、“老骑士”、“狂吠”，还不是人身攻击吗?而这样恶劣的批评文风，到了后世，在当代文坛上“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何以见得呢，有事实为证，一是王蒙曾说论敌是“黑驹”，人怎么会是牲口呢，这还不是人身攻击吗?再就是韩石山这个混蛋了。至于韩石山怎样对谢冕“人身攻击”，那就不用引证了，前两位是确凿的，这位肯定也是确凿的，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那么严密的逻辑，多么有力的判断。
你要有一点疑惑吗，趁早打消吧，这可是一个姓周(多好的姓儿)，叫忠厚(多好的名儿)的大教授主编的。主，编之下，还有一长串的编著者，其名单全部开列在扉页的背面。中国人民大学有十位(含周忠厚)，此外还有中国社科院、江西师大等八所院校各一位，共计十八位学者教授。
这么多人写了这么一本书，能不是高质量的吗，高质量的书能不可信吗?
但你千万别以为这位叫忠厚的大教授真的会这么忠厚，肯把自己的功业和名声均摊给另外十七个人，自己光挂个主编的名儿。他才不那么傻呢。在他写的《后记》中，一开口就情不自禁地露了底儿。《后记》第一句话就是：“自从198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授文艺批评学以来，已逾十几个寒暑。”第二句话是：“十几年间，文艺批评学教案经过了十几次修改。”
“1989年9月”，“十几年来”，这么两个准确和较为准确的时间概念，就可以断定讲授这门课的只会是一个人，就是这位周忠厚。若还嫌孟浪，那么第二句中的“教案”二字，就可以严格地限定了。再烂的大学，也不会两个教授合写一个教案。
这本书原来是周某人的教案。其他人，不过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教案审定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之后，周某人才“组织了国内多所院校的同行进行了修订、改写，定名为《文艺批评学教程》”。
我批评谢冕的事，发生在1997年。周忠厚的教案是从1989年9月开始写的。这本书的《后记》的落款是2002年10月。假定组织修订用了十个月，那么从1989年9月到2001年底，共是十二年的时间。这期间，周说他修改了十几次，往少里说，就算是十二次吧，平均一年一次。也就是说，有了我批评谢冕这个“人身攻击”的事例后，该书至少经过四次修改。这么好的事例，在四次修订中怎会弃之不用呢?据此我有理由认为，批评我的这段话，出自周忠厚本人之手。
周先生，你太抬举我了。
我批评谢冕这件事的详情，我不想再说了。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叫《谢冕：叫人怎么敢信你》，最早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后来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纸窗》里。出《路上的女人你要看时》(中国华侨出版社)也收进去了；这是我的一本批评文集。有兴趣的，随便找一本看看不是难事。
我不是个蠢人，有时候也还有点小聪明。眼看行将退休的人了，检点这一生的行事，批评谢冕这件事，除了最初一段时间确曾得意之外，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一直后悔不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管一个姓谢的人重复不重复编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他就是重复上一百次，只要有出版社给他出，就像人大出版社愿意给周忠厚出书一样，与我何干?有时甚至想，出了那档事后，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我会像古代的蔺相如先生那样，背上几根荆条子，从山西爬到北京向谢先生请罪，说，你饶了我吧，同时请你下一道旨令，让你的学生们也饶了我吧。
我算是知道了北大的厉害。过去说起北大，我是尊敬的，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几个让我尊敬的教授。现在说起北大，比先前更尊敬了，因为我知道那里除了有几个我尊敬的教授之外，还有位谢冕。经典事件后，他不出面，而他的几个学生，一个一个疯了似地扑上来撕扯我。请看看他的一个学生是怎么说的：“你以为你是谁”!“韩石山因为无知，所以胆大，推断起别人无所顾忌”，“无缘出名，或者说无才无德出名……干脆骂大人物，谁的名声大骂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多大的本事!
过后两三年间，常有报纸的编辑打来电话，叫我写文章。若是个男的，我就说我原本不是写评论的。若是个女的，还年轻些，总想多说两句，就说我已改恶从善，不做此等事了。有一次也这样说了，不料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你是酷评家呀!”至此我才知道，我已得了这么个恶名。
我是后悔，却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不对。我觉得，谢冕的错处，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是明摆在那儿的，谁都能看得见。我不过是说了。我指出他的错处，正像非典期间，指出一个人不该随便吐痰一样，是件再小不过的事儿，不该得此恶名。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这是社会对它的优秀分子的低廉的回报，也是庸众对他们的指导者的轻慢的处罚。”
好了，不说对与错了，就算是我全错了，也扯不到“人身攻击”上。到现在，我也没见过谢教授。他是白是黑，是高是矮，我全都不知道，怎么会对他的人身作攻击呢?不光实际上没有，连意念里也没有。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我怎么会动这个念头呢?我又没有吃错药。
会不会我的文章中，也用了王蒙文章中那样的词儿“黑驹”什么的，比如说过“老马识途”一类的话，那样周先生也可仿照鉴，定王蒙为“人身攻击”的先例，说我对谢冕作了人身攻击。你说人家是“老马”，不就等于说人家是牲口吗?没有，我查了我的文章，用词不能说全很准确，委实没有猪呀猫呀一类的词儿。
周先生的书不是修改过十几次了吗?想来以后还会不断修改 —的，我希望下次修改时，也能像对待李初梨、王蒙这样的名家一样，给我下的评语里，能引用出一句确是我说过的话，哪怕是一个词，让往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看到这儿，一眼就能看出韩石山这个人就是对别人作了人身攻击，进而相信这样做就是“不仅有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严肃，甚至有失文人风范”。
周先生，我敢跟你打个赌儿，你把你的全部本事使出来，也找不出这么一句话，这么一词儿。
什么都没有，你把我写进了这么堂皇的一部教科书里，让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年一年地学下去，让凡是买了这本书的人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你这不是太抬举我了吗?
窗外，又是一声救护车的凄厉的长啸。夜已经很深了，我不想再写下去了。
我只想说，周先生，还有人大出版社，我这种小人物，根本不配上你编的、你们出的教科书。
人大是一所革命的大学，人大的教授是革命的教授，你们尽有你们的正事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成全我，让我在你们的革命史上留名呢?确确实实，我不配上你们的这样一本革命的书。姚文元配，李初梨配，王蒙配，我不配，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想有任何关系。
2003年5月18日于潺泼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