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他诚恳了，就能教我们
作者：罗伟章
但韩先生的这篇文章，的确感动了我。不管文学思潮如何一日三变，文学笔法如何晃晃悠悠，文学名词如何花样翻新，它到底属于美的范畴，如果作品不能拨动人的心弦，很难说一个好字。那些历久不衰的世界名著，仔细想来，无不是因为它们搔到人心的痒处，才感动了一代接一代的读者。事过多年，我们还记得住书中的某个情节或人物，是因为那个情节或人物让我们笑过，哭过，惆怅过，寂寞过。至于别的，哪怕是异常深刻的见解，也往往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干净——它可能营养过我们，但时过境迁，我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见解是自己的，而不是某个作家的：惟有作家灵魂里滋生出的真挚情感，我们无法剥夺。韩先生的小说、散文及杂文，我以前都读过。小说读得最少，是因为他写得少，更因为我觉得他的小说实在不怎么样。杂文读得最多，某些惊世骇时之语，当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然而，读完最后一个字，也就丢开了，而且常常生出一种“空”的感觉，除了知道他是一个“酷评家”，没多少别的印象。惟有这篇《自省、调适及其他》，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而且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他们把刊物还回之后，我准备还要读一遍。
也就是说，韩先生感动我的，不是他的识见，而是他的诚恳。像他这种年龄的人(“行将花甲之年”)，不老，也不年轻，能对自己和别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此坦诚讲话的并不多。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端着架子的“大作家”，因为搞了几十年创作，因为发了些文章，出了些书，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泰斗，欺骗自己，也欺骗身边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不会像韩先生那样说出“我是个过气的作家，若说是个学者的话，也是个不人流的学者”，更不会像韩先生那样，把自己一生的几个阶段公之于众：激情消退了，便不再侍弄小说和诗歌，而是放下作家的架子，从事一些别的更有益也更得心应手的研究。这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很需要勇气。有些人宁愿实践这几个阶段，也不愿说出来，因为下一个阶段无疑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而众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总以为只要发表了一篇小说，便是永生永世的小说家；发表了一首诗歌，便是一辈子的诗人；凡出自己手，便字字珠玑，不愿意否定自己；即使自己否定了，也心惊胆颤地维护着“面子”，生怕别人否定。因此，他们决不愿意说出来，让众人知晓。殊不知，人都是长着眼睛的，你不承认，人家也早巳看出来了。你坐在那里当专业作家，领国家工资，却多年不见一篇作品，即使出一篇作品，也了无生气，但你还一口咬定自己是作家，出席大大小小的会议，宣讲没任何人听的创作经验，自讨无趣，多没意思。音乐中的高音部分是最少的，承认自己已从“高音”部分滑落，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它不仅可让你客观地评价自己，获得心灵的安适与恬然，找准重起炉灶的基点，最经济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同时也不损坏你什么，反而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比如我读了韩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对他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艺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罗曼，罗兰)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作家是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而且只能是如此。艺术之所以能让我们得到满足，其首要的因素，便在于它的诚恳。诚恳才能产生真爱。离开此道，艺术不可能达到“质朴”的最高境界。凡·高是被公认的世界上最孤独的怪人之一，可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我愈来愈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热爱人民，更具有艺术性的了。”这种理念，牵引他走向最真实的外部世界和最透彻的内心生活，从而遗世独立。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神品”，可他说：我下笔的时候，从来就没想到过创新。他知道所谓独创，就是意志和长期“诚实地观察”所付出的努力，每写一篇作品，都让自己灵魂中最温润的水汁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并滋养读者的心灵。我在重庆念书的时候，由于搞文学社，常请当时人气极旺的诗人傅天琳来校讲学，彼此也有了一些私交，她常说的话是：很年轻的时候，创作允许耍一点儿花招，写过几年，再这样就不行了，必须以老老实实的姿态，说出你最深的体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创作分出几个阶段，其中除了有“激情消退”的因素，还有社会风貌的变迁而带来的读者取向的转化。写不出来了，或者写出来没人读，不写是最高明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最光辉的选择。我当然不否定“坚定”；“坚定”到底是让人敬仰的。可坚定者和天才一样，乃世间希罕之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情形是，或者对新写法竭尽讥讽批判之能事，或者违心地丢掉自己的风格，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一战之后，德国出现了一批新兴作家，由于“分割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强烈震动，使他们在写作上采取“支离破碎”的笔法，读者也欢迎这种笔法。如此，那些能用清楚而准确的德语从事创作的老作家，突然失去了市场。少数人歇笔了，少数人坚持自己的写法，更多的人，则是学年轻人的样，打乱语言的结构，闹出了许多笑话。你血液里不是个那个东西，你对自己也不诚恳，怎么可能收到好的效果?对这些人的作派，斯蒂芬·茨威格大惑不解，其实很好理解，惟一的原因，就是那些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过气”。
对自己也不诚恳的人，就别指望他对别人诚恳，更别指望他能创作出真正过硬的好东西。
歌德说：“他学习过了，他就能教我们。”我套用这句话：“他诚恳了，他就能教我们。”读了韩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认识到：韩石山不仅是一位酷评家，他还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真诚诲人的长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