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所经历的西安战干团
作者：恒 历
学员队住一溜平房，没有床铺，砖地上铺上稻草，上面放一领芦苇席，用两块砖头做枕头，发下的被褥也很单薄。最愁人的是跳蚤，开始撒点石灰，跳蚤见少了，但人受不了，一觉醒来唇干口燥，非常难受。不知谁想了个办法，晚上睡觉时下面套一个面袋子，上面再套一个面袋子，口鼻处挖个孔出气。我们如法炮制，刚睡两晚好觉，被督察发现。第二天早点名时命我们套上袋子在操场上齐步走，丑态百出，满场大笑。教官讲：“革命军十不怕：一不怕死，二不怕穷，三不怕冻，四不怕痛，五不怕热，六不怕饥，七不怕疲，八不怕远，九不怕重，十不怕险。还怕几个跳蚤吗?遇到紧急集合，鬼子偷袭营房，你们还不让鬼子给端了?”说我们怕跳蚤我们不服，纷纷小声嘀咕：咬咬你试试；说到紧急集合我们真没想到，这毕竟是军校。我们不由地都低下头。
每天的课程是：起床早操，上午上课学习三民主义、领袖言行、国文、历史、战地指挥、情报学、国际形势等；三民主义讲民族主义要团结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为讲自由、平等、博爱；民生主义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等。领袖言行其实是蒋介石言行，印象最深的是教官反复讲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对张学良的认识正如张给东北将领信上说的那样：“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少帅为抗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怎么在这本“半月记”上成了犯上篡权，怎么在“领袖喻以大义，终于悔过输诚”呢?通篇没提中共一句，而在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却有“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谁都知道，没有周恩来，蒋介石早被东北军少壮派给杀了‘作为领袖这么刚愎自用，翻云覆雨，胸襟狭窄，真令人毛骨悚然。
团内伙食很差，天天菜汤，咸菜，长形白面馍。为提些口味，学员们到团内小卖部买些辣酱佐餐，初吃滋味还好，可时间一长，只吃得人人嘴唇红肿，眼睛上火发红；有的学员染上黑盲症，烂嘴角。我找伙食总管王成德提意见，要想法增强同学们的体质。他建议由我为首组成新伙管会。我接手后会与陶元乾、邢致岚、王大个子等人研究分工，把全队领来的面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伙房，另一部分约500公斤用于交易，从学员中选十人每人扛两袋，先用独轮车运至火车站，乘车到宝鸡附近的郿县(今作眉县)，赶上大集，我们在集口宣传这是洋面粉，如何白如何有劲，引起了老乡的兴趣，被抢购一空。我们用卖面粉的钱，买些大米、蔬菜、猪肉，还买了一头牛。回到团内，全队第一次吃上粉条炖猪肉，香飘全校，儿童队一些孩子跑过来嚷嚷“大哥哥让我们尝尝吧”!我吩咐“来的都给一勺”。大米卖给南方教官，请阿訇把牛宰了，好肉卖给团内家属，既赚了钱又改善了伙食。其他队也效仿我们，慢慢将伙食搞活。
其实我们做的都应是后勤处的工作，总队长以我们为例训斥了后勤处，引起后勤处对我们的嫉妒和不满，每次去后勤处领面粉和津贴都受到刁难。有一次队里派四川来的3个小学员去领面粉，给的全是库底子，有的袋子都绿了，还有的有鼠洞。3位小学员回来就哭了，说：“他们不仅不给我们换，还说你们不是能倒腾吗，去骗老百姓吧。我们再三坚持，他们还要打我们，骂我们是‘锤子’。”这么一来，四川学员不干了，可不知道自己不能打，干跳脚生气。王大个子在旁边急了：“你们跟着，告诉我们谁欺负人了，就指给我。”我们一伙20多人，直奔后勤处，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大打起来。一个中尉要掏枪，被一个学员一脚踢飞，桌子给推翻，油洒了一地。后勤处6个人被我们按爬在地上，仍不解气，又给他们每人身上压上4袋白面。这时特务连正在此巡逻，虽然发现竟未干涉，想必对后勤处平时作威作福、克扣军饷也不满。这下捅了大娄子，第二天早操，总队长亲自训话：“作为军人，毋庸赘述，昨日到后勤处闹事的，向前五步走!”打架时在一边助威、出了气的几名四川学员挺胸叠肚地走出来，甘心顶罪，于是被关紧闭。伙管委几人商量，后勤处挨打，我们理亏，得想办法把这几名四川学员救出来要紧。晚上我们给后勤处送去一袋大米，10公斤牛肉，由后勤处出面说是误会，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
四
194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5岁诞辰，陕西省府在西安举行足球比赛以示庆贺。参加比赛一方为战干团代表队，另一方为西安联队，由当时的陕西名人沈兼士先生开球。到场观众近万人。西安联队穿球衣，正规短裤，高腰袜子足球鞋，一个个趾高气扬。而我方穿灰布背心，灰裤衩，没有袜子；腿上缠着块灰布条，一副寒酸样，惹得观众大笑。可是开球之后，我方队员平均22岁，个个迅速灵活，只要一对脚准把对方踢个跟头。我打左边锋，后边传过球没等落地，一脚传中，中锋邵文力是伪满洲国“国脚”，一个倒勾，守门员没反应过来，球进了。下半场西安联队都跑不动了，中场休息时我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学校的体育教员临时凑的，也不好意思猛灌了，终场以2：0获胜。比赛结束胡宗南在球场接见大家。胡虽说是战干团副团长，我们在学校很难见到他，大家都很激动。刚好球员有两名浙江人，其中一人还是孝丰的，胡宗南拍着他们肩膀说：“到二十七师，我安排你们。”等走到我们这，那位“国脚”说一句“胡长官好”，胡宗南一听是东北口音，脸一下拉长，本来矮小的身材更短了，草草地拉一下手，弄得我们一头雾水，好没意思。我心想这样的党国怎么领导全国?
周日我们几个同学去乾陵旅游，站在小梁山上望着西安这片神奇的土地。在“无字碑”前我们议起武则天，她“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德化天下”，做了一些好事；又有薛怀义、张易之等近臣做一些丑事，留下“无字碑”让后人评说。可1230年之后，老蒋亦签一个“无字协议”，使少帅至今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委员长是你们议论的?”不知什么人凑过来答话。我们回头一看，是王曲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一伙学员，这些人毕业从不分配到抗日第一线，专门狗苟蝇营制造摩擦从事反共活动。陶元乾一看对方也是军人，挺幼稚地说：“你们说少帅一不要官，二不要权，三不畏死，为委员长的尊严，送委员长回南京，打开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委员长不该给他抗日的自由吗?”一个挑头的答：“给他自由?他受共产党蛊惑，狼子野心，犯上篡权，没毙他就便宜了。”这一句话令我们怒不可遏，“老蒋就是对少帅不公，你们怎么办吧!”老陶一边说，我们6个人一边散开队形。军校十几个人仗着人多暴虎冯河，一位绍兴师爷模样的军校生说：“别打群架，咱们一对一，你们出一个，我们出一个，谁输了谁道歉还得请客。”我在东北的几个同学知道我曾获日本武道会柔道一段，都看着我，我义不容辞说一声“你们请”，走了出来。对方上来一大个子。一上来把我逗乐了，丁字步左手前伸，右手护面围着我跳，是个打西洋拳的。我眼睛瞄着他，身体不动，等他一出拳，我一偏头，趁势蹲下进身抱住，将他个变脸，把他扔出去，围观者都叫好。第二个上场的军校生向我猛扑，我眼疾手快，按住他的衣袖往前拉踢他的左脚踝，干净利索地摔他个仰面朝天。这下中央军校的那帮人火了，呼啦全上来了。我们毫无惧色，王大个子、老夏给先扑上来的一人一个冲天炮，打个满脸花。一流血对方怕了，为首的也晕头了，惹事酌师爷叫声“你们有种等着!等着!”一边说一边带着人撤。王大个子喊一声：“我们等着，他妈拉巴子的!”他们以为我们要追，撒腿就跑。我们甭提多高兴，好像替少帅出了口气。不知谁起头唱起我们启己编好的《黄埔军校校歌》：“吊儿郎当，马马虎虎，这是吃馍的黄埔……”
年末训练期满，我们这些一心抗日的东北热血青年，竟被派往西北到杀人不眨眼的马步芳部队任少校政工干部，让人大失所望。更令人心灰意冷是战局，节节失利，日军已经攻下洛阳炮击潼关，西安的高官纷纷向大后方转移。我想起孟县县长的话——去延安，去抗日。我们几个人秘密找同学王毅夫，我们知道他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人。王请示办事处，约我们几个人到小雁塔，告诉我们：“从西安去延安的路已被堵死，有一些特务冒充办事处的人骗青年上当，然后给送到劳动营改造。你们去延安可以去北平，中共北平城工部刘仁同志在西山温泉村有接待站，专送抗日爱国青年去延安。”接着问清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给我们开了通行路条。团里分配时，我们借散回到北平，按照规定去找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踏上赴延安之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