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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这案内情
作者：散 木
8月25日，华岗因涉嫌胡风、向明两案，被青岛市公安局隔离审查(实即逮捕)，并且进行了抄家和搜查。
四、天地之大无处容身
华岗的落难，显然所谓涉嫌“胡风案”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至于所谓“向明案”(据说华岗还是这桩案件中的“军师”)，即莫名其妙的所谓“向明反党集团军”，至今其真相也难以查明(此案至1963年开始甄别，除了华岗一人之外都获得了释放)。曾参与经手该案的原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回忆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究竟是怎样组成的，成员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提出有一个‘反党集团’的人，也根本举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实来。”(《纪念华岗》)后来有人附会以为“华岗案”是康生作祟造的孽，但康生任山东省主席是在1950年9月至1954年9月之间，即是在该案被捏造之前的事，而该案是康生之后发生的。
有论者还以为该案的蹊跷之处是：“在内部机密的掩盖下，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人际关系，真的假的等实际情况，常常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可能有个比较清楚的说明，有的至今仍是个谜。”(向阳《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后来李辉在询问林默涵如何看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比如反右时周扬们的批判冯雪峰，林默涵答道：这种“宗派主义”其实是其来有自，如“冯雪峰在抗战初期不辞而别回到家乡的问题”，周扬说那是冯雪峰就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与博古吵了一架，冯“一气之下就从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回到了浙江家里”；林还说：“后来还有华岗，也是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与刘少奇吵了一架，跑到香港。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游击队的农民意识厉害。延安时代也厉害。”由此可见，华岗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华岗遭逮捕时，他还是人大代表、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于是就这样说：“抓起来再定罪”，根本不顾及所谓宪法和法律等。对此，华岗只回敬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还对学校“批判”他的人说：“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
1956年3月，华岗上书专案组，要求：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先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作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作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己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华岗不服气、不屈服，等待他的结果也就可知了。
翌年，华岗被转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单独关押，期间曾绝食抗议，要求公平处理自己的问题。面对无数次的审讯，他最后只说了5个字：“我无罪可服!”再后，他开始在监狱漫漫的岁月中抄、著自己所喜爱的书籍了。他有诗铭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狱中，他撰写了《规律论》、《美学论要》等(后分别于1981年、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1965年3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岗被判13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7年。这时，他已经失去自由长达10年。显然，对他的判决只能是超出10年的重判，否则无法补偿其已超出的羁押期，而且，明知是错案还要继续“错误”下去。
当时给华岗罗列的罪名是：1．在武昌反省院称“蒋委员长”是“丧失阶级立场”；2．在国统区工作与国民党警察特务来往是“投靠反动派”；3．不准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此外，不能查实的罪名还有所谓“叛徒”、“特务”、“国际间谍”等。
判决之后，华岗被押回山东济南单独关押 (狱方为之专门建造了两间平房，每月有50元生活费，“文革”爆发后减为17元)。后来他刑满(1970年3月签发释放令，改批生活费25元)。
但监狱之外已容不得他了，几乎所有的他的亲人、友人(包括笔者的父亲)都可能会受到他的牵连，比如他曾留学东欧的儿子，就因他关进了监狱。华岗只好两腿再迈进监狱的大门，与—一批刑满而无业可就的人挤住在一起。此后他一度因病被遣回青岛的家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又让他在精神上出现了失常的迹象，在一个临近春节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再返回济南的监狱中。
1972年4月，华岗因病被送往医院，随即于翌年5月17日病逝。
五、“华岗案”中的一些细节
据山东大学赵俪生教授《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一文中的回忆：解放之初，当年“山大”与“华东大学”合并，原“山大”党委的赵纪彬、罗竹风分别被调往河南、上海，“华大”的班子则占领了“新山大”的阵地，从香港来的华岗任书记，实权则在副书记刘宿贤手中。后来刘在政治运动中曾逼死了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因被打成特务，服氰化钾自杀)，刘因此被调至湖北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再后又逼死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后中纪委派曾志前往调查，刘上吊自杀)。
虽然华岗是校长，但是被掣肘的。至于华岗的“罪名”，是所谓称呼 “蒋委员长”、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与同乡的“特务”往来，以及在“山大”阻拦逮捕外语系副教授方未艾。(华岗曾对公安部门的来人说：“我们的教授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他们进行改造，如果你们将他逮捕，其他人就很难稳定下来，对学校工作不利。”)除了“莫须有”，就是有人有意陷害。
赵俪生还认为：华岗曾经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革命工作，他又是学者型的党内干部，“与其说他是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土，他在这方面规模宏伟，恢恢乎大哉，风格与宋庆龄、何香凝是一个等级，这就容易叫一些土包子人物看不顺眼。”(《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