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唐张进莫墓志考释
作者：彭文峰
【摘要】本文对蔚县一中出土的唐张进莫墓志进行了考释，对“安边郡州”、“左厢虞候”、横野军的治所及其存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墓志的史料价值。
《文物春秋》2007年第2期刊有《蔚县一中唐墓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一文，详细介绍了蔚县一中编号为M2、M3、M9、M11四座唐墓的发掘情况，并对M3和M11出土的两方墓志进行了释读，指出了墓志的史料价值，笔者读后获益匪浅。由于篇幅所限，《简报》对墓志的释录比较简略，墓志余义未尽，故作小文再做考释。
《唐故清河郡张公夫人弘农杨氏葬墓志铭并序》（以下称张公墓志）云，志主张进莫及夫人杨氏以“大中十年四月十三日迁葬于安边郡州东南堡子村头庄东北三里平原，之礼也”[1]。志文对张氏夫妇迁葬地“安边郡州”的表述颇为特别。自隋文帝改地方行政区划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二级制以来，隋唐的地方行政区划要么州、县并存，要么郡、县并立，或者道、州、县共存，不曾有过州、郡并存连称的情况。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隋文帝为改变“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和“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建议，“遂罢天下诸郡”[2]，以州统县，变行政区划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下令“改州为郡”[3]， 地方行政区划由州、县二级制转为郡、县二级制。武德初，李唐皇室为显示其革故鼎新的气象而改隋炀帝统治时期的郡、县二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又改州、县二级制为郡、县二级制，乾元元年（758年）又恢复为州、县二级制。“安史之乱”后，“道”由原来的虚行政单位发展成为州之上的实一级行政单位，由此形成道、州、县三级并存的局面，这一状况直到唐亡不曾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在张氏夫妇迁葬的大中十年（856年），唐王朝实行的是道、州、县三级制，并不存在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安边郡”显然是对迁葬地所在地区此前行政区划归属的追述。以“大中十年四月十三日迁葬于州东南堡子村头庄东北三里平原”才是符合实际的准确表述。那么，志文所指的州是什么？追述的安边郡又指的是哪段时间的情况？《旧唐书·地理二》蔚州条云：“武德四年，平刘武周。六年，置蔚州，寄治并州阳曲县，仍置灵丘、飞狐二县。七年，寄治代州繁县。八年，又寄治忻州秀容之北恒州城。贞观五年，移于今治。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至德二年九月，改为兴唐郡。乾元元年，置蔚州。”[4]可见，志文所言的安边郡及州指代的对象都是蔚州。所谓的安边郡是对蔚州在天宝元年（742年）至至德二年（757年）称谓的追忆。由前引文可知，安边郡在乾元元年改为蔚州之前曾称为兴唐郡。志文之所以远溯时间较远的安边郡而不称较近的兴唐郡，这可能和兴唐郡存在的时间过短且在乾元元年回改称州有关。而兴唐县则因县名和县级行政单位的长期存在而被人们所熟悉，故M3出土的《唐河东横野军都虞候清河张公故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称李氏墓志）称张公夫人李氏会昌元年（841年）九月“终于蔚州兴唐县郡居里”，这一表述正是对当时行政区划实际的反映。
墓志云张进莫“长女适横野军押衙兼左厢虞候王公”，都虞候、虞候等是唐代节度使幕府常设的军事职官。对都虞候、虞候的设置及职能等问题，王永兴、张国刚等先生都做过深入研究，“都虞候掌军纪纠察，都虞候之下设有各种虞候”[5]， “一般来说，虞候职在整军刺奸，所以，不仅藩镇有马步都虞候、左右厢都虞候，而且每军、每将皆有虞候，故又有马军左右虞候、步军左右虞候。更有左二将虞候、右三将虞候、右四将虞候等，这就是所谓的‘将虞候’，有人把‘将’、‘虞候’分开，是不了解虞候配置之制的缘故。”[6]由于虞候名目甚多，传世史籍对某些虞候的记载多有缺漏，张公墓志的记载不仅证实了王永兴先生所言“都虞候之下设有各种虞候”论断的正确性，更是对张国刚先生“每军、每将皆有虞候”论点的有力支持。横野军作为河东镇下辖的军队之一，在其内部不仅设有马军左右虞候、步军左右虞候，而且还设有左右厢都虞候、左右厢虞候等职。史籍、碑刻对左右厢虞候殊少记载，较常见的记载是厢虞候，如元和平蔡时李朔命厢虞候史用诚擒淮西大将李佑，胡三省音注云：“厢虞候，掌左右厢之兵”[7]。据此可知，左厢虞候和右厢虞候是厢虞候之下的军事职官，分掌左右厢的军纪纠察等事宜。虽然唐代正史中未见到左厢虞候的名称，但五代时期存在左厢虞候则大体可以确定。《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925年）十一月条胡三省音注曰：“帝命李绍琛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董璋为左厢虞候，故云然。”笔者在未见到张公墓志前，颇怀疑胡注“左厢虞候”为“右厢马步军都虞候”之误，因《通鉴》同年九月条的记载及两《五代史》董璋本传均云攻蜀前后唐庄宗命其为“右厢马步军都虞候”，然左厢虞候和右厢马步军都虞候差距颇大，因名近而致误的可能性不大，张公墓志证实了左厢虞候的存在，胡三省对董璋任职左厢虞候的注解可能是正确的。
弄清楚左右厢虞候及其设置，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因话录》的一段材料提供了新思路。《因话录》卷6载：“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8]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左右厢虞候是节度使下辖诸军的军事职官之一，前引文谓“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并没有说出两人的具体执掌，如果将其标点为“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则明确交代了两人的具体执掌是整军刺奸的左厢和右厢虞候，而且与下文的“或谓二人取军情”相呼应，显得更为合理。况且，刘逸淮在汴州的时间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这与赵撰《因话录》的时间相隔不久，其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因话录》的作者赵与志主张进莫生活的年代大体一致，其记载与张公墓志的记载相吻合似乎也可以证明左厢虞候的存在。因此，将这句话点读为“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似乎更符合文意。左厢虞候、右厢虞候碑刻史籍中见之甚少，张公墓志对此的记载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张公墓志和李氏墓志对确定横野军的治所及其存废也具有重要意义。横野军是唐河东节度使下辖的军队名称之一，《旧唐书·地理一》载：“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横野军，在蔚州东北一百四十里，管兵三千人，马千八百匹。”[9]《简报》云：“从这些武将亲属葬于蔚州城东南来看，横野军军治蔚州城的可能性极大。”这一推测是正确的。蔚州治所和横野军军治的关系，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有明确说明，该书卷14《河东道三》载：“蔚州，兴唐。下。……隋大业三年，罢州置雁门郡。武德四年平刘武周，重置蔚州……管县三：兴唐、灵丘、飞狐……兴唐县，下，郭下。……本灵丘县也，开元十二年于州东北一百三（三当是四之误，笔者注）十里横野军子城南置安边县，属蔚州，天宝元年改为安边郡，仍自灵丘移州理于安边城。至德二年改为兴唐郡，仍改安边县为兴唐县……横野军，置在州城内。”[10]由此可见，蔚州原治灵丘县，天宝元年蔚州改为安边郡，治所从灵丘移至开元十二年（724年）设置的安边县，安边县遂成为蔚州的治所，同时也是横野军的军治所在。至德二年安边县改为兴唐县，兴唐县遂成为蔚州（安边郡在次年改为蔚州）和横野军的治所所在。故李氏墓志云其“终于蔚州兴唐县郡居里”。清张驹贤对“横野军，置在州城内”所作的考证曰：“太原府叙云：‘在郡东北百四十里’，此云‘在州城内’，移置未详。”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横野军军治至少在开元十二年以来没有发生变动，唯蔚州的治所在天宝元年从灵丘移至安边（兴唐县），《元和郡县图志》所云之“横野军，置在州城内”的“州城”是指蔚州州治所在的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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