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许家窑文化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作者：王法岗 刘连强 李 罡
【摘要】本文回顾了许家窑文化发现、发掘与研究的历史，肯定了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分析了许家窑文化的命名、时代、地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许家窑文化命名的盲目和地层的错误判断。
一、许家窑文化研究概况
许家窑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与山西省的交界地带，包括两个地点：山西省的许家窑地点（73113地点）和河北省的侯家窑地点（74093地点）（图一）。根据国务院1996年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该遗址的名称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分属山西省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分别称为许家窑遗址和侯家窑遗址，当述及考古学文化及古人类学名称时，仍将其称为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
许家窑遗址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北的两叉沟附近，地理坐标113°57′31″E，40°06′53″N，海拔990米。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卫奇在此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后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具体资料不详。
侯家窑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井集镇侯家窑村西南约1500米处，地理坐标113°58′39″E，40°06′02″N，海拔980米。1974年，贾兰坡、卫奇在此进行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并进行了试掘，发现各种类型的石制品589件，具体资料以《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题发表在《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1]，自此该地点以许家窑遗址命名；1976年3～9月，贾兰坡、卫奇、李超荣、王炳祥等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人类化石9件，石制品1300余件，还有一批骨、角器和20余种古脊椎动物化石[2]；1977年7～9月，吴茂霖、卫奇、林圣龙、李超荣等再次进行发掘，获得人类化石8件及大量的石制品、骨器和哺乳动物化石[3]；1979年，相关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4]，因资料尚未发表，具体情况不明。历次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共获得人类化石17件，石制品几千件与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
许家窑遗址与侯家窑遗址同位于桑干河的支流——梨益沟上游的右岸，两地直线距离约为2300米。目前，许家窑遗址（73113地点）的发掘材料尚未发表，已发表的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等材料全部来自侯家窑遗址，学术界所称的“许家窑文化”、“许家窑人”等实际上指侯家窑遗址的材料。为行文方便，下文直接以侯家窑遗址诠释许家窑文化的内涵。
二、许家窑文化的学术意义
侯家窑遗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首次在一个遗址中集中发现上千件石球，使其一发现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对其开展多学科的研究。目前，该遗址已成为国内综合研究水平较高的旧石器遗址之一，在旧石器文化的演变以及古人类的演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1、侯家窑遗址已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性遗址，在旧石器文化发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已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来看，该遗址常见的种属有普通狼、披毛犀、诺氏古菱齿象、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赤鹿、普氏羚羊和原始野牛等，基本上是更新世晚期的常见动物，既未见中更新世常见的种属，也未见残存于更新世晚期早一阶段的种属。其时代要晚于周口店第15地点、大荔人地点和丁村人地点，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采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年代为距今10～12.5万年左右。在时代上，很多学者将其归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使其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也是该时期材料最丰富的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2、侯家窑遗址四次发掘获得的石制品有几千件，其组合以小型的为主体，粗大的非常少见，总体看来属于华北地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系统（即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即以小石器为主的北方主工业传统。在石制品构成上既有北京人遗址的文化因素，又有峙峪遗址的进步类型，但在总体上又显得比较粗糙，成为联系周口店第一地点与峙峪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在本地区发展、渐进的一个重要阶段。据相关研究，许家窑遗址的漏斗状石核和原始棱柱状石核，在工艺上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存在的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比较相近，可能为其母型。这既证明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性与渐进性，又为探讨细石器起源提供了线索和途径，因而它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
3、侯家窑遗址共发现古人类化石17件，其头骨骨壁较厚，大于尼安德特人的最大值，也超过了北京人的平均值，但小于北京人的最大值；枕骨圆枕比北京人弱得多，看起来更接近于欧洲尼人，枕骨曲度角大于北京人，而接近尼安德特人；上颌骨比较粗壮，吻部前倾的程度中等，没有北京人向前突出的厉害，和尼安德特人比较接近；牙齿粗壮，和北京人相比颇为相似；顶骨弯曲程度和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上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大脑窝比小脑窝大，表现出一定原始性，但又没有北京人那么明显；枕外隆凸点和枕内隆凸点的相距距离也落入尼安德特人组，小于北京人；下颌角要比现代人小，后缘较直。以上特点显示，许家窑人的化石既具有很多与北京人相似的落后的特点，又具有很多尼安德特人的进步特征，是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某些特征的混合体，可能是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过渡类型，或者属于尼安德特人的另一类型。侯家窑遗址人类化石的发现丰富了古人类学的材料，为研究直立人向尼安德特人的过渡或者尼安德特人的类型提供了新的材料。
4、石球是侯家窑遗址石制品的另一个特色。历次发掘共发现上千个石球，仅1976年发现的石球就有1059个，最大者重1500千克，直径超过了100毫米；最小者不足100克，直径在50毫米以下。发现的石球既有成品，也有半成品和毛坯，显示出石球的制作过程。石球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在一个遗址发现数量这么多，而且大小不一、类型多样，这还是第一次。这为探讨石球的制作工艺、使用方法、用途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对研究该时期古人类经济方式等内容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许家窑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侯家窑遗址的文化层比较复杂，岩性在横向和纵向上变化比较大，同时又局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发掘水平，以及相关资料尚未全部发表等原因，目前学术界对侯家窑遗址的很多问题存在争议，并且影响到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
1、侯家窑遗址的命名问题
1974年，侯家窑遗址发现后，发现者在未提及许家窑遗址的情况下，即将其统一命名为“许家窑遗址”。之后，该遗址的文化内涵称为“许家窑文化”，发现的人类化石称为“许家窑人”，现在，这已成为国内外通用而且最具影响力的名称。但是许家窑遗址、侯家窑遗址是否代表同一时期、同一人群、同一文化内涵，目前尚不清楚。正如研究者在后来的文章中称：侯家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的文化层，在时间上可能有先后的区别[5]。近几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侯家窑遗址周围展开多次旧石器调查，又发现十多处旧石器遗址，各个遗址的文化层位差异较大，时代包含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而且除和夭庄遗址外，均与侯家窑遗址的距离非常近，而许家窑遗址是最远的一例，他们不可能归为一个遗址。如此，将两个相距甚远、层位不同的遗址称为一个遗址，无疑会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增加难度。特别是两个遗址分属于两个省份，给保护、研究工作出了不大不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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