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鹿传霖与四川中西学堂
作者：鹿耀世
【摘要】祖籍河北定兴的鹿传霖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任职四川总督时，创办了中国西部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中西学堂，培养了众多贤达名士和科技人才，为四川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鹿传霖（1836～1910年），祖籍河北定兴，出身书香门第。据咸丰年乡试朱卷记载，鹿传霖在文章中表述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等民主思想，得到考官“斟酌饱满”、“器宇宏深”的好评。同治元年（1862年）鹿传霖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河南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是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一）。
鹿传霖一生刚正清廉、惜才重教，对川粤洋务多有建树，时人将他与文正（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文襄（张之洞）并论。史载，鹿传霖曾对治理河南纳粮积弊，赈济四川、万两县灾荒，平定西南边陲动乱，创办四川中西学堂倾尽心力，政绩斐然，有《筹瞻疏稿》存世。1910年7月，鹿传霖因病去世，清廷封赠“太保”，谥号“文端”，以“一事不苟，一言不欺”褒扬。
鹿传霖在任职四川总督时，深感旧式书院没有明确学制，童生与皓首穷经的老生同堂，迂腐落寞、延误人才。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中外通商交涉日多，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足以言富强之本。”[1]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鹿传霖在创办中西学堂的奏折中陈述：“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2]并对经费、师资、教材、校舍以及学有所成者的奖励、留洋、升迁等均作了筹划。对这个奏折，光绪的朱批是“该衙门议奏”[3]。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96年6月18日），中国西部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四川中西学堂（即四川大学的前身）在成都铁板桥三圣祠街诞生了。历来环境闭塞、地处内陆的四川，居然也办起了与京津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之举。这件壮举，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及20世纪初的全面“废科举、兴学堂”改良之风，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鹿传霖后来在四川洋务总局呈文的批示中，又明确提出：“学堂于英法语言文字，均能翻译，中西算法，亦能明晰，若再宽以岁月，范其志趋，严甄别以生其严惮，宏奖借以激其奋兴，使知有所观感，急自濯磨，数年而后，次第可收得才之效，于时世不无裨益也。”“四川省风气未开，更宜倡为始基，以冀造就多才。是以修建学堂，延聘教习，广选子弟，肆业西学语言文字，兼习汉文。”[4]旧式书院的课程主要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学习深入者也只能专注一经，不许越雷池半步。而四川中西学堂的课程，标榜“分科治学”，除公共外语、国学课以外，还要学习数学、几何、代数、三角、测地学、测天学等10类26门课程。中西学堂规定并经四川洋务总局和四川总督核准的课程，是否都执行了呢？四川大学档案馆中现保存的首届高等学生周家彦经四川总督批复的毕业执照，对此做了明确的印证。周家彦为广西临桂县人，21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入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毕业，在校期间共学了26门课，实得学分345分（满分为480学分），获得二等执照（相当于现代的毕业证书），由官府行文府、州、厅、县，作为人才录用的依据。
四川中西学堂在校长（当时称总理委员）遴选、监堂委员的设置上，兼取了旧式书院及西方学校管理制度的优点，配置师资不仅择优礼聘，而且教习成绩突出者另有奖赏，并官升一阶。经过考试，每年都有优秀的“聪颖好学”的“学生”升为“学长”，部分相对出色的“附学”升为“学生”。这样，就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机制。从学生籍贯来看，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统计，来自四川以外全国各省的学生占到44%，这说明学堂一开始就体现了汇纳八方、吞吐自如的大气概。在毕业生的派送中，按学分获二、三等执照的，大多在本地或外省择业，获一等执照的，公费派遣出国留学或授以功名。数年之后，一批留学生相继回国，效力桑梓，对四川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中西学堂英文科首届毕业生钱为善，留学英国伦敦斯芬伯大学学机电，归国后被清廷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任四川电话局局长，后任四川工业学堂（公立四川大学工科学院前身）校长。法文科毕业生胡骧，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授翰林院检讨，任四川机器局局长。算学科毕业生何鲁，留学日本东京高级工业学校，回国后任教新式学堂，是四川近代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以上例举的科技人才是旧式书院教育难以培养出来的，这也是四川中西学堂已具备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性质的显著标志之一。
当时，凡是国内出版的或能购买到的英、法等外文书刊，四川中西学堂图书馆均悉数收藏，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种之全，堪称四川之最。除自然科学专著、辞典工具书以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读物原版书和近代人的中译本也十分丰富，如《原富》、《法意》、《天演论》、《忏悔录》等书，师生争相借阅，并逐步流向社会，为封建专制闭关自守的四川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拥有庞大的外国科技文献和图书收藏中心，这也是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必备的条件和所应显示的品位。
后记：2006年4月，四川大学档案馆的刘乔女士来电告之，校方正在筹办建校110周年纪念活动，希望我及鹿氏家族后人能尽力搜集一些与鹿传霖有关的图片资料，以充实纪念展览。我当时的感觉是五味杂陈：既为四川大学对曾祖兴办教育的创举如此尊崇而欣慰，又为半个世纪的坎坷经历中，家传的文物、遗产被迫抛售、抄没而痛心，更为祖籍地定兴鹿氏故居的荡然无存而潸然泪下……。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分别联系了北京档案馆的鹿璐女士、邮电部的鹿荫堂先生、信息产业部的鹿照世先生、邯郸的鹿子山先生等人，先后得到了《文物春秋》杂志5册（连载有《鹿传霖日记》，原件藏河北省博物馆），鹿传霖乡试朱卷一册（复印件），鹿子山先生提供的十分难得的鹿传霖68岁时的照片（见图一），鹿荫堂先生收集的部分鹿氏家谱、学者撰述的有关资料及定兴县文联负责人王振林先生撰写的《定兴鹿氏家族》一文。
2007年1月20日，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党跃武教授等人来京，到我家作客，介绍了四川大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简况。第二天，我陪同他们到鹿传霖祖籍定兴县访问，当地领导对我们一行十分热情，不仅介绍了县文物部门对鹿氏家族史料的收集和江村家族墓地的复原和保护，而且陪同我们参观了有关遗迹。回京后，党教授一行人对我们鹿氏后人提供的有关鹿传霖的史料、图片表示感谢，并赠送给我一套五卷本的《四川大学史稿》。我当时浏览了一下，书中不仅刊载了鹿传霖创办中西学堂的奏折、校址等图片及有关史实，而且披露了学校历年涌现的众多贤达名流、志士仁人——刘光第、杨锐、张澜、吴玉章、朱德、郭沫若、巴金、朱光潜、吴大猷……。正如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在序言中所说：“川大遵照培养社会骨干、国家栋梁，建设世界名校的宗旨，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已形成文脉绵延、奔腾浩荡的发展格局，……让我们共同浇灌四川大学这片精神乐土，使之德泽万世而生机永在。”不久后刘乔女士来电话说，他们请我题写的“感悟历史，感动川大”已镌刻在石碑上，安置在档案馆外。作为鹿传霖的后人，这既是我的荣幸，也是对四川未来教育事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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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宫内档案》。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