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5期
“二里头四期为夏遗民文化”置疑
作者：尚友萍
【摘要】在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中，“夏遗民文化”的提出引人注目。这种观点虽然主张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间，但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为夏文化，惟第四期是进入商初的夏文化。这种观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如今不乏响应者，还有专家将其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本文作者认为，这一结论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缺乏理论依据，商汤灭夏的时间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末，二里头四期文化并不是夏遗民文化，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末至二里冈文化下层早段之间。
学界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并不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公布而结束。就二里头遗址而言，目前学界存在以下四种不同意见：1、分界于二、三期之间；2、分界于三、四期之间；3、分界于四期早段与晚段之间；4、四期以后才是夏商文化分界[1]。对于第二种意见，其中有的学者并不是主张三期以前为夏文化，四期开始为商文化，而是主张一至四期全部为夏文化，惟第四期是进入早商阶段的夏文化，他们称之为夏遗民文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提出了这一见解。如田昌五先生说：“我认为该遗址（引者按：指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均属夏文化。惟第四期当在夏朝灭亡之后，绝对年代应是商初。”[2]近年出版的由考古界专家撰写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延续了这一见解。著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惟其第四期（至迟晚段）已进入商代早期，它的特征以继承二里头一至三期传统为主流，又吸收了部分商文化及少量岳石文化因素，应视为商代初年的夏遗民遗存。”[3]“夏朝灭亡后一段时间，二里头遗址范围内仍有夏族人在那里居住。故此，我们认为二里头四期至迟其晚段应是商代初年夏遗民的遗存，或称‘后夏文化’。”[4]这一见解在学界不乏赞同者，有专家还将其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研究，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这一见解是值得商榷的。笔者现将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写出来，向各位专家请教。
《逸周书·王会解》记周成王成周大会：“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其中唐公乃唐尧之后，虞公乃虞舜之后，殷公乃殷商之后，夏公乃夏禹之后。在这里，夏公当作贵宾被邀参加盛会，是否说明夏族人在当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呢？当然不是，这只要看一下殷商亡国后殷民的遭遇便可了然不惑。首先，先秦时期的分封既“授土”又“授民”，所授之民的主要来源是亡国之民，因为亡国之民的身份只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比如周克商后，就曾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封伯禽于少之墟，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康叔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其次，被迁往他处，受专人治理。如“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尚书·多士序》；“三亳阪尹”（《尚书·立政》）。
关于“三亳阪尹”，学界有不同理解，需要多说几句。“三亳阪尹”，是指三分亳地之民，迁往三个地方分别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亳地”实即名亳的晚商都城。东汉郑玄就是这样解释的：“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尚书正义》）吕思勉先生对这三地有考证：成皋，汉县，后之汜水（今属河南荥阳县）；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降谷，即《后汉书·郡国志》谷城县之函谷[5]。应该说郑玄的解释切合《立政》文义。而晋皇甫谧以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尚书正义》）并把这三地指派为商朝开国之君商汤的三个都城（《帝王世纪》），这与《立政》文义已经毫不相干。总之，“三亳阪尹”与“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做的是同样性质的事情：强迫殷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方接受异族统治。
另外，胜利者也把一部分殷民分封给殷商王族，以保证商族的祖先祭祀。成周大会上的殷公，就是刚刚被周成王封于宋的微子启。周初的封国起初都很小，正如孟子所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万章下》）由此可知，封给微子的殷民数量并不大。先秦是万邦时代，国家之间的互相征伐有灭国和服国两种方式。《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按照《吕氏春秋·观世》的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所说服国的数量更多些。春秋时，仅晋献公一代就“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韩非子·难二》）。灭国（憝国、并国）是绝其祭祀，有其土地和人民；服国是在保留其祭祀的前提下，以其为附庸。无论灭国还是服国，交战双方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仪式的核心内容是战败国首先要承认自己的奴隶身份，然后听从发落[6]。这就是说，战败国国民身份的改变是必不可免的事，这其中包括原身份为农村公社社员甚至贵族者，要变成隶农；而原为隶农者改换新主人，更是必然的事。
尧、舜、禹、汤、文、武是古代主流意识共同尊崇的圣人。文、武能这样对待商族人，难道商汤就没有这样对待夏族人吗？《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如夏。”商汤果真能逃脱当时时代形成的法则，像一个圣诞老人那样对待被他打败的殷民吗？显然不能。请看事实。
《尚书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社是祭祀土地的场所，也代指被祭祀的土地神。“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出自《考工记》，从而说明这是周朝的制度。由此我们知道，面对朝堂的左面是宗庙，右面是社坛。夏商时期只有夏社和亳社的记载。我们推测夏商时期社坛的位置，也应在距朝堂不远的地方。这就是说，夏社就建在二里头夏都。商汤为什么非要迁夏社呢？这一点，我们从后世商之亳社的遭遇可窥其奥秘。《春秋·哀四年》有“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云：“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亳”、“蒲”、“薄”，古相通也。由此看来，“屋之”是为了阻断其与天地之气的贯通，以象征其国的灭亡。而“屋之”是后世周对商之亳社的办法，商汤当时的办法是要“迁”夏社，——这个迁字有讲究。夏朝已被推翻，哪里还是夏都？迁不过是拆除的隐晦说法罢了。“不可”说明遇到了阻力，没有拆成。今本《竹书纪年》在汤即位的当年，有“始屋夏社”的记载。看来，商汤在夏社没拆成的情况下，采取了“屋之”的折中办法。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亡国之社屋之”的办法，应该源于商汤。
遭遇迁夏社、屋夏社这些变故的夏族人，面对着汤为天子，果真会“夏民大悦，如得慈亲”——高兴得像见到亲爹亲娘一样？果真“朝不易位”——就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也没有发生？果真“农不去畴，商不变肆”——农人、买卖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说什么“亲如夏”——夏桀之民视殷商人如同夏族自己人一样亲切。显然这是痴人说梦。所谓的二里头四期是夏遗民文化的见解，正是以这种虚拟的历史为立论的依据。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保证夏族人按自己的方式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又怎么能保证二里头四期文化的特征“以继承二里头一至三期传统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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