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两宋官窑研究概述
作者：成彩虹
【摘要】两宋官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文献资料有限，有关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显不足，因此对相关问题始终聚讼不一，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对多年来的两宋官窑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别就官窑制度、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及与官窑密切相关的哥窑问题的研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意欲为读者描绘出两宋官窑研究的全貌。
按文献记载，宋代官窑创烧于北宋徽宗朝，“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袭故都遗制”再设官窑，是为南宋官窑。对于两宋官窑的研究历年来一直连绵不绝，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因考古资料的不足，以及对文献记载的理解存在偏差等种种原因，存在较大的分歧。任艳曾在2000年撰文对此做过较为全面的综述，对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略不同的涉及（下文简称为“任艳文”）[1]。近几年来，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和汝州张公巷窑址的陆续发现，对两宋官窑的研究高潮迭起，取得了更多的成果。笔者意欲以2000年以后的成果为重点，对两宋官窑的研究情况做综合分析和概括性的梳理，以补任艳文之缺。
一、关于官窑制度
官窑制度始自北宋。关于官窑制度的起源、发展，一些研究者曾撰文进行了论述，主要有李刚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2]、刘毅的《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3]、李民举的《宋官窑论稿》、王光尧的《宋代官窑制度初探》等。虽然他们论述的重点各不相同，但对其发展脉络是有共识的，即由贡瓷到朝廷搭烧（监烧），再到自置官窑烧造，是朝廷对宫廷用瓷生产的控制逐步加强的结果。李民举总结官窑生产关系的特点有四，即“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4]。王光尧则认为“宋代的官府窑场是宋代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的产物，其形式是由官府具资并组织生产的官营瓷器作坊，服务其间的制瓷匠人是政府通过遴选当差的办法从民间‘和雇’来的优秀瓷业匠人，官府窑场的产品除部分高质量被选中者供应宫廷或官府外，大部分仍作为商品出售”，他把官窑分为“地方官窑”、“中央官窑”和“承办工程的临时官窑”三种，并具体分析了它们的不同特点[5]。本文所谈及的正是他划为“中央官窑”的部分。
二、关于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研究的焦点是北宋官窑是否存在以及窑址所在两个问题。
按照《坦斋笔衡》的记载，北宋官窑创烧于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但没有言明具体烧造地点，因此给今天的北宋官窑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了寻找北宋官窑窑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依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其窑址位于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但由于宋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开封屡屡被淹，昔日北宋的都市繁华被黄河的泥沙埋于地下达五六米之深，因此窑址无法找到，而且可能永远不能重见天日。陈万里[6]、冯先铭[7]、汪庆正[8]都认为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但无法从窑址取证。三位先生在陶瓷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和影响了绝大多数研究者。
但是汴京窑址多年来遍寻无果，令一些人对史料记载产生了怀疑，他们因明清以来文献资料只提“官窑”和“修内司窑”而未提及“汴京官窑”，故而否定汴京官窑的存在。这种论点的发展，就是认为北宋有官窑，但窑址不在汴京，而在汝州，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的汝窑。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辉柄。他在分析了开封附近的地理环境后，认为当地“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材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他认为《坦斋笔衡》中所谓“京师”应作主语指“朝廷”，而不是作状语指具体地点；若文中所记是“自置窑京师烧造”，才能明确是在汴京设窑烧造。而其它文献中“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的官窑指南宋“袭故都遗制”设立的修内司窑，汝窑即“故都”时的官窑[9]。李刚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撰文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10]
针对这种观点，多位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陆明华认为“汝州”与“京师”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并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瓷片标本及传世瓷器的研究，确认“北宋官窑是存在的，它与汝窑不是一个概念”[11]。施远、张东就“开封没有制瓷原料故不能烧造瓷器”一说展开讨论，认为此说低估了宋王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制瓷所需物资、“穷一切物力以济一人”的能力，也忽视了当时汴京地区良好的水运条件在运送生产和生活物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从地理条件分析，认为当时的宋王朝可能选择开封以西的巩县作为官窑的原料供应地[12]。
2000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和试掘为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带来了新的转机。该窑址发现水井和澄泥池等制瓷遗迹，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素烧器和窑具，并有具有官窑典型特征的瓷片埋藏
坑[13]。汪庆正认为，窑址所出青瓷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所出青瓷在胎、釉特点及烧造工艺上都有不同，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自开封地区、推测为北宋官窑瓷器的四片青瓷片则完全一致，其鱼鳞状开片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相似，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此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14]。李刚则放弃了自己以前认为清凉寺汝窑即北宋官窑的观点，转而认为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15]。但因张公巷遗址位于居民区内，揭露面积小，所获资料有限，且在传世瓷器中未见到与之完全相合的器物，此说目前尚未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耿宝昌即持谨慎态度，他在《复议宋官窑青瓷》中仅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16]。
同时，已有一些研究者将张公巷窑所出瓷器与清凉寺汝窑青瓷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郭木森认为“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张公巷窑的瓷器胎、釉及窑具反映了该窑“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但“不完全否定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仿汝、仿官的可能性”[17]。陈宏焱认为张公巷窑址所出施釉、涂化妆土的匣钵“应是专门为烧制御用品所专用”，并分析了窑址地处明清时汝州城内的“察院”，传说为宋代城池的“子城”之东南，应该是受官方控制的窑口，因而认为是北宋官窑[18]。孙新民则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张公巷窑的烧制年代在北宋末年，传世品中也未见明确的张公巷窑青瓷器，因出土资料有限，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修内司窑之间尚不能形成完整的器形连接链，故“还不能遽断它就是北宋官窑”[19]。另外，以郑州大学物理化工学院赵维娟领衔的课题组还对清凉寺汝窑和张公巷窑瓷器的胎、釉成分进行了理化分析实验[20]。
三、南宋官窑
按《坦斋笔衡》记载，南宋官窑有两个，一是“袭故都遗制”的“内窑”，因位于修内司，故称“修内司官窑”；一是“后于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即“郊坛下窑”。
郊坛下官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得到公认的宋代官窑。它最早发现于上世纪的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曾三次来杭州调查和试掘，确认了乌龟山一带为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窑址所在，并撰写了《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21]。但当时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让人们安静地搞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直到解放后，在对乌龟山一带多次实地踏察的基础上，分别于1956年和1985～1986年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22]。在后来的几年里（上世纪90年代前后），研究者对两宋官窑特别是郊坛下官窑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包括朱伯谦的《论南宋官窑》[23]，阮平尔的《南宋官窑新探》[24]，袁南征的《关于南宋官窑》[25]，李刚的《宋代官窑探索》[26]等。具体到郊坛下窑的器物、窑炉窑具、烧造工艺的研究，有李德金的《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造工艺》[27]，陈元甫的《乌龟山南宋官窑的产品类型及分期》[28]，周少华的《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29]等。另外，1991年第4期《江西文物》为《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也刊载了一批郊坛下官窑的研究文章[30]。另有吴晓力撰文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31]。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任艳文中未作详述，故在此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