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介绍一件明朝晚期的祷雨祝文
作者:邵凤芝
【摘 要】天旱求雨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习俗。本文介绍了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朝末年静海县知县王用士因县内久旱无雨而撰写的祷雨祝文,是反映和记录这种相沿数千年的历史习俗的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
明朝崇祯元年,静海县知县王用士因县内久旱无雨,向上天祈祷求雨,写了一篇祷雨文。这篇文章在1911年春天被长沙人唐典在北京琉璃厂购得,并装裱成册。1959年,河北大学历史系从文物商店购买了这份文书,现保存在河北大学博物馆内,1993年被河北省文物专家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该文书为用宣纸装裱成的一个折页,每页宽13厘米,高22厘米,封面和封底是黄纸板,上包一层麻布(图一)。折页内共6面,扉页用毛笔书写“明静海县知县王用士书祷雨祝文草,宣统辛亥春月购于京师琉璃厂,三日后复记于红雨山房。长沙唐典”等字样,左下方钤一方“红雨房”白文印章(图二)。宣统辛亥是宣统三年,即1911年。祷雨文是用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宣纸呈灰黄色,已断裂为两半,高18.5厘米,第一部分宽10厘米,第二部分宽7.5厘米,分别装裱在第3、4面上,保存尚完整,仅有个别字缺失,全文如下:
祷雨祝文
维崇祯元年岁舍戊辰五月辛酉朔越初六日丙寅,河间府□(静)海县知县王用士率属某等敢昭告于本境城隍之神、□(山)川社稷之神、风云雷雨之神曰:维神精凝河海,玄感尾箕,兴云雨以从天,转妖祥而匝地,海国众生,式凭永利。职莅是邑,未及二载,乃昨岁已旱,禾麦薄收,小民艰食。今岁春前,雨泽未足,徂于仲夏,复尔亢阳,昼则祝融鞭火,夜则少女飘凉。阳骄阴伏,地天不解,每出郊原,风沙目。灵雨既枯,桑田何驾,二麦胥焦,禾黍无苗。顾兹景色,满篝无望,国赋由此而逋,饿殍由此而作,食禄在兹,能不凄其。迩缘吏事,奔走车尘,夜来露祷,仰睇明星。月不离毕,星不冲斗,五日无麦七日无禾之变,于今再见。古人云:云气不待族而雨以为纰政,况不雨乎。敬卜月日,薰沐乐祷,仰叩神慈,惠然甘霖,嘘焦为润,鉴此朴衷,俯拯民命。如职奉职无状,当降之罚,此孑遗□万口咨嗟,□(神)其无祠乎。伏愿水飞海燕,陆鼓商羊,既浸既渍,曦之以阳,先农八谷,昆虫永藏,惠此无疆。其答如响,斯为民社之主,敢不虔明致谢。谨此伸告,维神鉴之(图三)。
文中“河间府□海县知县王用士率属某等”一句中的缺字,唐典认为是“静”字,我以为是正确的。河间府是明初洪武元年设置的,到崇祯时河间府下辖河间县、献县、阜城县、肃宁县、任丘县、交河县、青县、兴济县、静海县、宁津县、景州、吴桥县、东兴县、故城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等18个州县,其中带有“海”字的只有静海县。静海县在元朝时名为靖海县,属清州。明朝洪武元年更名静海县,洪武八年属北平府,洪武十年改属河间府管辖,治所即现在的天津市静海县。
“敢昭告于本境城隍之神 、□川社稷之神”中缺失的字,从上下文推断应该是“山”字,即“山川社稷之神”。据清道光《晋江县志•祠庙志》中的记载,祭祀时“设神位三,中风云雷雨之神,左境内山川之神,右府县城隍之神”,明末静海县祠庙所设神位应与此大体相类。
“□其无祠乎”中缺失的字,从上下文和残存的部分推断,我认为应是“神”字。
“玄感尾箕”和“月不离毕,星不冲斗”两句中的“尾”、“箕”、“毕”、“斗”都是星名,属于二十八星宿之内。《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中有“有豕白,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之句,可见“月离于毕”是大雨滂沱的征兆。
“昼则祝融鞭火”一句中的“祝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帝喾时任火正,专管火事,后世奉为火神,有时也以祝融作为火的代称。
“五日无麦七日无禾之变”一句大概和古代的神话传说有关。传说远古时有十个太阳生活、栖息在东方汤谷一棵巨大无比的扶桑树上,他们轮流到人间巡行,但到尧帝当政时,十个太阳一下子全部出现在了天空中,使人间草木枯焦,百姓饥渴,于是尧命后羿射下了九日。这里王用士用 “五日”、“七日”来形容旱情的严重。
“伏愿水飞海燕,陆鼓商羊”一句中的商羊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据《孔子家语•辨政》记载,齐国曾有一足之鸟飞至宫殿之前,舒翅而跳,齐侯颇感怪异,特派使者出使鲁国求教于孔子,孔子告诉使者此鸟名曰“商羊”,是大水的预兆,过去曾有一个童儿单脚蹦跳,口中念“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如今齐国见此商羊,必是应验此说,因此应趋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水为灾。后齐国果然大雨[1]。
据民国《静海县志》记载,王用士是山西阳城县举人,天启七年(1627年)任静海县
令[2],他写祷雨文的时间是崇祯元年,正好是他担任静海县令的第二年,这与祷雨文中“职莅是邑,未及二载”的记述是相符的。崇祯元年是戊辰年,五月辛酉朔是五月初一,这一天应是1628年的6月2日;五月丙寅是五月初六,即文中的朔越初六日,这一天是1628年的6月7日。
王用士在这篇祷雨文中详细介绍了自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静海县的干旱情况,这与县志中关于崇祯元年夏天静海县发生重大旱灾的记载可互相印证[3]。另据民国《静海县志》的记载,该县民风淳朴,“农事以外只知祈雨祈晴,不知抵制方法,更无其他副产作业”;“吾邑缺乏灌溉之利,涝则祈晴,旱则祈雨……有时灵验”[4]。
中国人的求雨习俗起源很早,据西汉刘安《淮南子》记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5]《汉书•董仲舒传》中记:“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6]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而一年中降雨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求雨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都要设坛祭祀,并有一定的典章仪式。见于史籍的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在求雨之俗最盛行的山西,每逢岁旱,则“设坛于城隍庙”,并有“县公服诣庙,行二跪六叩首礼,……传示乡民洒扫街道,……各铺户、家户门首供设龙神牌位、香案,僧众、架鼓吹手出城取水迎龙神。知县率僚属素服步行出城外,迎接入城,供奉雨坛,……每日辰、申二时行香二次”[7]等一整套的仪规。求雨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也是人们在大自然面前软弱无力的表现。对于这种相沿数千年的历史习俗的反映和记录,保存至今的明末静海知县的祷雨祝文无疑是一件难得的实物资料。
[1]刘殿爵:《孔子家语逐字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页。
[2]民国《静海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07页。
[3]参见静海县志编修委员会:《静海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 4]同[2],第952页。
[5] 刘殿爵:《淮南子逐字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9页。
[6]《汉书•董仲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7页。
[7]清光绪《榆社县志》,转引自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198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