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中国新石器时期家猪的驯养和分布情况
作者：黄英伟 尹北直
【摘 要】猪是人类早期驯化的主要动物之一,也是私有制出现后私有财产的主要标志｡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提供的数据进行整合统计,分析了新石器时期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养及其分布情况,认为家猪起源于野猪,不同地区的野猪驯养是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发展的,其分布几乎遍及全国,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的农业已有1万年的历史｡虽然我国的历史文献资料浩繁,而且我们的先人很注意历史事件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这只是研究古代农业的方法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许多实物则修正了史书记载的某些错误,更弥补了一些空白｡本文主要依据近些年的考古资料来简略说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家猪的驯养及在全国的分布情况,资料主要来源于陈文华先生所编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和《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在此表示感谢｡
一､总 述
猪在我国是继狗之后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也是最早形成的“六畜”之一｡至迟到新石器中期“六畜”已经全部形成｡农耕的出现为野生动物的驯化及家畜的饲养创造了条件,长期的狩猎生活也为先民逐渐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提供了条件｡由于猪生长快､产仔多､世代间隔短,所以最早成为人们驯化的目标｡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猪的骨骼,可见猪肉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肉食资源;而把猪作为随葬品,也说明人们早已把畜猪当作占有财富的重要标志｡区分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标准之一是有无老年个体｡例如:遗址中猪骨骼数量很多以及完全缺乏老年个体的现象,足以证明它们已经是被驯化而饲养的家畜了｡遗址中猪的骨骼及牙齿发现最多,几乎遍布于所有地点及地层,它们绝大多数是半岁左右的幼猪,少数是1~2岁的少年猪,成年猪很少见,而老年猪的样本则极少见[1],这说明野猪已经被驯化｡驯化了的野猪具有以下条件:1､符合人类的经济要求;2､家养时能繁殖;3､经历着 长期的人工选
择[2]｡猪最初仍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草原或草地上放牧,在牧草不足时,再用人类剩余的粮食加以补充｡在人类食无余粮甚至陷于饥饿困境时,除继续以采集及狩猎来补充外,只能将饲养的家畜提早宰杀以果腹,这是在遗址中常常会发现幼小牲畜骨骼的原因｡
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约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数量更大,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43座墓中出土猪骨96块,甘肃永靖秦魏家46座墓葬出土340块猪骨,可见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3],也说明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家猪材料是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猪牙和猪颌骨[4]｡至2003年的资料止,发现有猪骨或陶猪模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160多处,地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表一),表明我国家猪的历史非常久远,也证明以养猪为代表的中国原始畜牧业是和原始农业同时起步的｡
二､分 布
笔者根据上表制作了分布图(图一),数据均采自《中国农业考古图
录》[5]和《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
1997年[6]､2003年[7]中的猪类｡
从图中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的家猪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南部和云南中部地区,甘肃东部地区也有不少发现,此外青海､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猪的驯养情况基本遍及全国,大约有26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3/4强,目前为止仅有黑龙江､吉林､海南､新疆､宁夏和贵州尚没有发现｡这些遗址集中的地区也正是考古文化集中的地区,如渭水､汾水和黄河交汇处的仰韶文化区､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区､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区､苏北和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区､辽西和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区等,都是家猪驯养的集中地区｡
三､特 点
目前对我国家猪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亚洲野猪[8],另一种认为是源于东欧的欧洲野
猪[9]｡张仲葛先生支持第二种观点[10],李相运先生更进一步把全世界的野猪分为27个亚
种[11]｡但不论何种观点,在中国有着华北野猪和华南野猪却是很多学者都没有疑义的｡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还会有更多的材料出现｡
家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这一点确信无疑｡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都出土了猪骨骼或猪模型,其形态处于现代家猪和野猪之间,应属原始家猪,是从野猪驯化到家猪的中间阶段｡家猪发现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新石器文化集中的地区,且基本都是在河流的附近,如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渭水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等,说明家猪的驯养是伴随着农业而出现的｡考古发掘中猪骨骼数量的集中程度也是相当惊人的,如龙山文化期的内蒙古金霍洛朱开沟,一次就发现猪个体52个;山东莒县陵阳河猪骨达160多件;辽宁大连郭家村的数量更大,下层发现88个猪骨个体,上层发现116个猪骨个体和2件陶猪;辽宁建平水泉发现87个猪骨个体｡此外,在云南沧源瞒坎发现了猪岩画,在江苏邳县刘林和辽宁凌源城子山发现了猪头形状的饰品,辽宁东沟后洼､北京平谷上宅､山东章丘西河､山东章丘焦家､河南灵宝西坡､辽宁沈阳新乐､陕西西乡何家村､浙江兴邱城等地均发现了陶塑猪头和陶猪｡这时的石雕猪仅发现了山东泗水尹家城和山东兖州王因这两处,陶猪也不是很多,在湖北天门石家洞发现了红陶猪｡猪形玉器仅于辽宁凌源城子山发现猪头玉饰一件,应属红山文化范畴[12]｡
现今发现家猪最早的广西地区古称岭南,今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域,气温高,夏湿冬干,热量丰富,雨量充沛,粮食资源容易获得,适宜各种动物的生存和繁殖[13],这也许与野猪最早在这里被驯化有关系｡奥尔森认为:在早期中国的遗址中出土大量猪骨骼的原因之一是周围环境非常适合于野生猪类栖
息[14]｡又据温克刚分析,那时的温度总体比现在高,正处在回暖期,在东北地区更是要高一些[15]｡在1万年前大理冰期结束,随后地球开始变暖｡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的资料,到殷墟时期还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之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度左右,正月份平均温度高3~5度[16]｡诸多文献揭示的事实说明,中国北方全新世期间确实普遍存在着较今温暖潮湿的高温期阶
段[17]｡这是大气候｡这种温暖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生长发育,随着人类的定居和种植业的开发,畜牧业也相伴而产生｡其实这种变化与人类的活动也是有关的｡
家猪的驯化最早是放牧式的,后来才转为放牧与圈养相结合,再到完全的圈养,这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李根蟠认为:人们将一些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禽家畜,大体要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定居放牧(舍饲与放牧相结合)几个阶段[18]｡但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粮食产量的不足,从考古资料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说明我们的先民已普遍将猪进行圈养,仅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10米,宽1.8~2.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是围有木栅以圈养牲畜[19]｡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可能有些地区还有,但肯定数量很少｡
还应注意的是,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昌都卡若､云南､广西､青海甚至台湾都发现了猪骨的存在｡裘善文等认为:我国渔民在渤海海底打捞上来的披毛犀牙齿化石说明,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浩瀚的渤海湾海域曾经是一片开阔的稀树林—草原地带[20],由此看台湾地区的猪种起源也是好理解的｡当然,有些地区的猪骨还不能直接证明就是家猪,但随着新的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出现,也会在更多的地点发现猪骨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