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5期
唐代凤首壶杂识
作者：易 立
[摘 要]本文先就中原地区出土材料，指出陶瓷凤首壶与金银制品之间的联系，随后关注了北方唐墓及同时期外销陶瓷品中所见同类器，并对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凤首壶是唐代陶瓷器中新出现的造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传河南汲县出土的一件青釉凤首龙柄壶(图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通体施淡青色釉，釉厚处呈明显的玻璃状。壶盖为一扁状高冠、大眼、尖嘴的凤头，与壶口恰相吻合，口沿至底部装饰有一条螭龙形柄，龙头伸向壶口，作窥视探饮状，后肢则连于粗短的喇叭形圈足之上，瘦长的壶身逐层贴塑联珠、力士开光、花卉及莲瓣等纹饰。类似的形制及装饰，还见于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一件三彩制品。此外，神龙二年(706年)永泰公主墓内石椁上雕饰的风首壶形象亦属此类，或可作为这一形制年代上的参考。除院藏的这件青釉作品外，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图二)及甘肃天水等地都曾报道出土有类似的器物，且都为三彩釉陶。与前者相比，三彩凤首壶整体器形已趋变矮，以往纹饰繁缛而不失层次的布局也为器身开光式的表现所取代，器柄之螭龙造型则趋于简化，下端贴于壶肩部一侧，凤首形象亦由壶口沿处下移至口、颈之间的位置。
对于这类陶瓷凤首壶形制的渊源，过去多认为是吸收波斯萨珊金银器造型的做法_7I，而萨珊金银器中存在一类被称为“胡瓶”的器物。关于“胡瓶”一词，汉唐时期的文献中不乏记载。较早的如《太平御览》引《前凉录》所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蒜作，奇状，并人高，两枚。”又同书引《西域记》日：“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有关唐代人物事迹的记载中，“胡瓶”则更多地被提及。《旧唐书·李大亮传》载贞观中，太府卿、凉州都督李大亮密表请罢献鹰之举，太宗嘉其谏言诚恳，特赐胡瓶一枚，称：“虽无干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则记有兵部尚书任瑰妻柳氏因妒忌而毁宫女头发秃尽，太宗以“金胡瓶”盛假毒酒赐予柳氏一事。可见，胡瓶的使用已深入到皇室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有唐一代的金银“进奉”之风颇盛，“胡瓶”的身影于其中亦能找到。如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即提到玄宗天宝九年秋，安禄山入朝献纳，所贡金银器皿中就有“金窑细胡瓶”一目。此外，胡瓶还曾作为随葬品见于文献记载中，特别到了唐代后期，厚葬风气愈演愈烈，胡瓶的使用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宗大和年间，尚书左丞王起“进亡兄播银胡瓶二百枚、玉及通犀刀剑器杖等”。
前述文献记载之“胡瓶”，很可能就包括一部分萨珊制品在内。然而以往被笼统划归为萨珊“胡瓶”的器物中，其实存在细高节状圈足及粗矮圈足两个系统。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学者马尔萨克将其中带粗矮圈足者区分出来，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这类粟特“胡瓶”在国内亦有发现：葬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同州萨保安伽，其墓内石棺装饰上即表现有此种器物(图三)。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带柄壶，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部有流，圈足粗矮呈喇叭状，弧形柄上端和口沿相接处塑有一胡人头像。同样的造型还可以1965年出土于山西太原石庄头的一件白釉人头柄壶(图四)为例。此外，河北宽城出土的银质作品圈足亦较粗矮，唯柄部缺失，整体风格也与李家营子出土者一致。这与上述几件造型接近的馆藏青釉及西安等地出土的三彩作品皆可看作是对粟特“胡瓶”的仿烧。在唐代的前半期里，对“胡风”的好尚表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外来文明的涌入体现出空前的文化大融合，而像两京及太原等地，当时更是胡人主要的聚集区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墓葬尤其是高等级单位中的材料也需引起重视：如上元二年(675年)虢王李风墓出土的一件白瓷凤首壶吲，曲柄，带流，粗矮圈足，通体造型亦表现出粟特“胡瓶”的风格。同样可确认为粟特“胡瓶”形制、可能属于金银制品的还见于显庆五年(660年)李震墓、龙朔三年(663年)新城长公主墓、咸亨四年(673年)房陵公主墓(图五)、神龙二年(706年)章怀太子墓及景云元年(710年)节愍太子墓1271等壁画所绘图像。
除中原的例子外，北方地区唐墓中亦存在有一定数量的陶瓷凤首壶材料(表一)，唯形制上已有所变化，多数不带把柄。墓葬中带纪年者有四座，分别为永贞元年(805年)、开成三年(838年)、会昌三年(843年)及咸通五年(864年)，无纪年者大多也被推定为晚唐五代之际。从墓葬的分布地域看，集中于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一带。历史上这一地区本为河东、范阳节度使所辖，原属藩将安禄山的势力范围，早在天宝末年以前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中心区域内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大量粟特人迁居于此，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胡化倾向。所发现的这批凤首壶材料，或许就与此背景相关。巧合的是，表中所列山西大同南关M14，据残缺的志文记载，墓主之一为曹姓，不知是否也与九姓胡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凤首壶出土时多带有可与器身分离的喇叭形底座，而就底座的形制而言，大体也可区分为粗矮及细高带节状突起两种，且带前一种底座的风首壶壶颈明显要短于带后一种底座者。对于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若按照以往对“胡瓶”的划分标准，似也可比定为粟特及萨珊两个系统。然若不考虑这一因素，单从墓葬的随葬品组合考察可以发现，这类凤首壶常与塔式罐共存，而后者是自初唐以来流行于中原及北方唐墓中的主要明器之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同处一穴，这一现象本已耐人寻味，然二者某些细节上的联系同样引人注目：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出土的一件铅绿釉凤首壶(图六)，其底座呈带节状突起的喇叭状，下部饰有两圈附加堆纹。具有相同特征的器座还见于墓中随葬的塔式罐(图七)，类似的情况另可举同县南洗冀、永宁寨唐墓及山西大同南关M4的出土物为例。实际上，若将二者肩部以上剔除，则呈现出的造型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出现于北方唐墓中的这类带座风首壶，有较大可能是“胡瓶”与当地塔式罐相结合后形成的产物。而该地区塔式罐本身所存在的粗矮及细高带节状两种器座造型，或许能解释风首壶上为什么出现看似属于粟特及萨珊的风格。另需提及，过去有学者在考察和林格尔唐墓出土的凤首壶及塔式罐等材料后认为，这类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可能与隋唐时期驻牧于黄河南岸胜、夏二州的突厥部落有关。需要留意的是，这些凤首壶及塔式罐上都贴塑有团花及兽面装饰图案，通体呈现出强烈的地域风格，而这一风格还有向东南分布的迹象，如河北北部蔚县及易县唐墓中都能见到类似装饰的陶器。此外，河北涞水会昌三年(843年)墓中的志文材料记载，墓主张佑明的先祖乙失活世居阴山，《旧唐书》中虽称其伯父张孝忠为“奚之种类”，但若考虑奚之“风俗并于突厥”，则此墓中所出凤首壶或也同突厥文化有一定的联系。
唐本土以外，属于这一时期的凤首壶材料还见于外销陶瓷品中，如年代推定为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或稍晚的印尼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上即出有一件高逾一米的凤首壶(图一○)。其通体施白釉绿彩，花瓣口外撇，长颈，水滴腹，圈足瘦高呈喇叭状，且带有节状突，壶口沿和肩部之间安置一泥条柄，形制上更接近于萨珊“胡瓶”。此外，该壶腹部正中部位所饰的菱形花叶纹样，亦被认为是波斯陶器上常见的装饰图纹。需要说明的是，经对船上邢窑产品的考察，推测这件凤首壶连同其他白釉绿彩器可能也来自于河北地区的窑场。关于这一点，可由前述北方唐墓材料及1997年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出土的一件白釉萨珊风格的作品予以佐证。另一方面，谢明良先生曾认为沉船中的陶瓷等主要物资可能是于扬州装载并解缆出航的，则船上的这件凤首壶或与当地众多的波斯胡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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