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新出唐梁谊并夫人墓志铭初释
作者：张重艳 杜立晖
二、关于昭义军基层军职“军虞侯”的反映
志文在介绍志主所任职务时，提到“授公左骑射军军虞侯”。关于“军虞侯”，《资治通鉴》卷242《唐纪》第58载：“长庆元年秋……七月，甲辰，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军虞侯系治之。”《旧唐书》卷17下《文宗下》载：“五年二月……戊戌，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军虞侯豆卢著状，告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新唐书》卷141《韩全义传》载：“……是夜，噪而乱，全义缒以逸，杀其亲将王栖岩、赵虔曜等，军虞侯高崇文诛乱首，众乃定，全义得赴屯。”由以上材料可见，“军虞侯”一职在唐代军队中是常设的军职。而《全唐文》卷707李德裕《代宏敬与泽潞军将书》提到：“姜状称：‘四月六日大衙宅内小听，实见本使。至八日晚后，刘稹传本使处分，令入城请医，并不见本使。’又云：‘女婿李方四月五日降职至十将，妹婿王再晟被发遣山东，充邯郸镇佐军虞侯。见女婿辈皆被降黜，遂怀忧惧，求郭谊觅使入城。’”据其中所云“充邯郸镇佐军虞侯”可知，在昭义军中也曾设置过“军虞侯”一职，而本志文正好与此材料相互印证。
关于“军虞侯”具体的执掌和职责，由于笔者所见有关此职的史料有限，因此还不得而知，但是可根据与此相关的职官做一下推测。如张国刚先生在《唐代官职》中提到：“节度使府的幕职主要有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巡官、推官、参谋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都押衙、都虞侯、都教练使、都指挥使等武将。”[3]其所引的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又载：“在武职衙将中，都知兵马使掌知兵马，都押衙掌衙内警卫，都虞侯掌军纪纠察，都教练使掌军事教练。”孙继民师在《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中提到：“‘虞侯’一语含有料度、戒备、斥望等意。”[4]由此可知，“都虞侯”承担一节度镇之“军纪纠察”、“料度、戒备、斥望”等职责。同时，在唐代，“方镇署下诸州称为支州、支郡，支州刺史全称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但并不带节，一般只带团练或防御使之类的使职以掌军事，每使也有若干幕职，如副使、判官、虞侯、押衙之类。”[5]又，王永兴先生曾指出：“节度使下设有都虞侯，都虞侯下设有各种虞侯。”[6]因此，志主所任昭义军下属部队“左骑射军”之“军虞侯”职责，很可能与“都虞侯”相关，只不过“都虞侯”执掌全节度之军，而“军虞侯”只管本军而已。另据上文所引《资治通鉴》的材料，因为“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而让“军虞侯系治之”，那么此处的“军虞侯”当是对“不服”情况的核实、审查、处理，其职责应与我们的推测相类。
三、对于昭义军骑兵部队的反映
志文中介绍志主的官职时，提到他曾任“左骁骑军十将”、“左骑射军军虞侯”、“右骑射军副兵马使”。通过志题我们可知，志主梁谊所在的“军”应是昭义军的下属部队无疑，而这些军前都冠以“骑”字，可知“左骁骑军”、 “左骑射军”、“右骑射军”当都为骑兵。又据志文所载“骑射军”有左右之分，“骁骑军”前又有“左”字，可知在昭义军中应当还有一支“右骁骑军”。
笔者翻检古代典籍，未曾找到有关唐代“骑射军”的记载，而有关“骁骑军”的记载也是寥若晨星，仅见明代余寅《同姓名录》卷2《李广七》载：“唐德宗复京城，李广率骁骑军光泰门。”此通墓志不但丰富了有关唐代骑兵的记录，同时证明在昭义军中至少存在过三支以上的骑兵部队。
尽管史料有限，但通过本通墓志，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昭义军这三支骑兵的一些情况。如志主之王夫人“以元和十年（815年）十月朔日告终于邢州尧山县之官舍”，此官舍当是在军队驻地，而志主在大中四年（850年）才被授予右骑射军副兵马使，时间要晚于元和十年，因此我们推测，“邢州尧山县”很有可能是志主早期所在的“左骁骑军”或“左骑射军”的驻地。又，志主最后被授予右骑射军副兵马使是在大中四年（850年），而其去世的时间是大中七年四月（853年），中间仅相差三年，其去世的地点是“邯郸城之私第”，却葬于“州临县”，由此可知志主应是州人，邯郸很可能是他最后所任官职之地，也就是说昭义军之右骑射军的驻地应是在邯郸。
另据《唐故昭义征马军百人将云麾将军试殿中监彭城刘君墓志铭并序》[7]，在昭义军的下属部队“征马军”中曾设有“百人将”一职。孙继民师在《新出唐米文辩墓志铭试释》一文中提到：“征马”即战马，可知“征马军”也应是昭义军的下属骑兵部队之一。而本志文中提到志主曾任“左骁骑军十将”，可见在昭义军下属的骑兵部队中是设有“将”职的。这一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昭义军乃至整个晚唐藩镇骑兵部队中职官设置的新材料。
四、对于昭义军刘稹叛乱的反映
根据志文“会昌四年，范阳……天子命拥钺上党，赏有功，罚有罪，令下必当以公，忠于主而惠于师。……授公左骑射军军虞侯、兼知军务”可知，志主作为昭义军骑兵部队的一名中层军官，参与了会昌四年（844年）昭义军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对此事，两《唐书》及《资治通鉴》都有详细记载。会昌三年（843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重，因其长期与朝廷对抗，担心死后被诛灭九族，乃与幕僚张谷、陈扬庭密谋效法河朔诸镇，以刘稹为留后。《新唐书》卷213《泽潞·刘从谏》称，刘从谏“与妻裴谋，令主军事，置大将王协、郭谊、刘武德、刘守义等佐稹”。四月，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逼监军崔士康奏称刘从谏病重，请求朝廷任命其为留后。《资治通鉴》卷247《唐纪》载：唐廷“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于是，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命诸道出兵征讨，但久不能平。后来由于昭义军发生内讧，刘稹被杀，泽潞平。《资治通鉴》卷248《唐纪》会昌四年八月条记载了这一过程：“八月，辛卯，镇、魏奏邢、、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然而从志文中可知，志主作为昭义军骑兵部队的军官，在唐廷打击昭义军的时候，他非但没有站在刘稹一边对抗唐中央，反而“忠于主而惠于师”。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当时昭义军内部一部分军将向唐廷倒戈的情况。而这部分倒戈军将在这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如降将高文端，据《资治通鉴》卷248《唐纪》载：“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穗舂之以王逢。文端又给军。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德裕奏请诏示王宰。文端又言……德裕奏请诏示逢。文端又言……德裕奏请诏何弘潜遣人谕以此意。”可见降将高文端的献策得到了唐廷上层的高度重视。由此推测，志主在倒戈后也立过战功，所以会“授公左骑□军军虞侯、兼知军务”。
志文中提到的“范阳”，据《旧唐书》卷39《地理二》载：“范阳，汉涿郡之涿县也。郡所治。曹魏文帝改为范阳郡。晋为范阳国，后魏为范阳郡，隋为涿县。武德七年，改为范阳县。大历四年，复于县置涿州。”又据《新唐书》卷66《方镇三》载：“（天宝元年）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归德二郡。……（宝应元年）范阳节度使复为幽州节度使，及平卢陷，又兼卢龙节度使。”由此可知，此处的“范阳”应是代指幽州节度使或卢龙节度使。然而笔者遍查史籍，未曾见到在平定刘稹叛乱中有幽州节度使参与的记载。由于志文在“范阳”之后残损，此处的“范阳”为何意，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