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两张见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地契
作者：童广俊
【摘要】保存于民间的民国时期地契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宝贵资料。本文介绍和分析了民国初年的两张有“洪宪”年号的地契，认为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袁世凯称帝以及皇帝梦破灭的史实，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具有一定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最近，笔者在整理河北沧县王氏家族地契时，发现了两张与众不同的地契，在与这两张地契相连的买契上，落款时间“洪宪”二字上又覆盖了红色的“中华民国”四字。对此笔者进行了考证、研究，认为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袁世凯称帝及其破灭，是两份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这两张地契分别是中华民国二年和中华民国五年的卖契，现将其文字标点抄录于下。
1、中华民国贰年（1913年）卖契（图一）
立卖契人庞玉兰因手乏，烦中人孙文田等说合，情愿将祖遗宅基南北壹段，正草房肆间，南房贰间，东西厢房肆间，门三合，窗三个，菜园子南北一段五分，愿尽卖于王锡恩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钱贰百五十吊整，其钱笔下交足不欠。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照契受业，并无诸色人等争执，如有争执违碍者，有卖主一面承受。此系两家情愿，各无反悔，如有反悔者，罚契内钱一半入官公用。恐后无凭，立卖契存照。方口四至开列于后，随带红契无污。
（四至略）
中人：代书查、孙文林、孙文田
中华民国贰年旧历六月廿八日立
卖契人：庞玉兰
官中：戴骏声
地契高48厘米，宽46厘米，保存完好，系用毛笔在宣纸上竖行书写，字迹清晰。地契右上角贴有一枚国民政府印制的贰分面值绿色印花税票，上有“河北沧县”字样。地契右边粘贴有一张官府统一印制的买契，宽20厘米，高29厘米，栏格与字体均为黑色，买契的左右两侧分别印有“买字第一千七百四十号完税”骑缝字。在买契上方的梯形格内印有“买契”两个楷书大字，下方为11格竖栏，栏内从右至左分别印有“买主姓名”、“不动产种类”、“坐落”、“面积”、“四至”、“卖价”、“应纳税额”、“原契几张”、“立契年月日”、“买主、官中”、“洪宪年月日给”等项，但在“洪宪”二字处压盖上了红色的“中华民国”四字，这样，落款日期就成了“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在这张买契的“买主姓名王锡恩”、“卖价一百贰拾五千”“应纳税额八千二百五十”以及落款时间处，分别盖有7.5厘米见方的“直隶财政厅印”章。在右下角“完税八千贰百五十”处盖有一枚6.8厘米见方的篆体“沧县之印”章，在地契与买契联接处也钤有一枚“沧县之印”骑缝章。
2、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卖契（图二）
立卖契人刘锡纯、龄因正用，同中人刘义和等说合，将自己本分蔡家岭子南北壹段，计地拾肆亩玖分肆厘四毛叁系，情愿卖于民灶小地孙桂寅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卖价钱捌佰贰拾吊整，其钱同中交足不欠。自卖以后，如有争差者，有卖主承管，不与买主相干。两家情愿，各无反悔，恐后无凭，立卖契存照。
（四至略）
同中人：戴捷卿、刘义和、孙文林
中华民国五年旧历贰月初一日立
卖契人：刘锡纯、龄
官中：戴骏声
这张地契是王氏家族所保存的一张上手契，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十七日孙桂寅的后人孙惠圃将此地卖与王氏时，将此上手契一并交给了买主。此契与前一张地契相同，也为毛笔小楷竖行书写而成，正文处盖有篆体“沧县之印”章。地契右边粘贴的买契与前一地契的买契在纸张、印制格式及字体上完全相同，所盖印章也相同，在“洪宪”二字处同样盖有红色的“中华民国”四字，这样，落款日期就成了“中华民国七年一月”。
以上两张地契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在买契的“洪宪”二字上分别盖有“中华民国”四字。“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的年号，而帝制复辟则是发生于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2月25日的一场闹剧。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10月6日又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 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国会，并炮制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年底，袁世凯又抛出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任期届满时，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为了终身总统，而且其子孙还可以世袭，这同“万事一系”的帝制已无实质的区别。但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去掉“民国”字样，他以赞助复辟帝制为条件，接受了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的支持。1915年8月，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唆使其亲信幕僚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袁世凯又指使杨度、孙毓筠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授意梁士诒等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及各省长官的监督下，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并两次上“推戴书”。在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之后，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并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拟定了年号、官制、服制及登极大典等，制作好了登极以后用的“中华帝国旗”、“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印章[2]。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废除民国年号，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准备在元旦举行正式登极大典。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了高潮。从这两张地契粘联的买契上“洪宪”二字看，它应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印制的，将其与王氏家族保存的民国三年（1914年）十一月的买契相比，在纸张的大小及契文的格式、内容、字体等项上完全相同，说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是将民国初年买契上的“中华民国”字样直接改为“洪宪”年号后印行使用的。这种情况不只在京畿附近的直隶沧县存在，在千里之外的福建也发现了同样印有“洪宪”年号的补税契单[3]。这些足以说明，袁世凯称帝确实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并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称帝后全国各地的印章和大量的官方用纸。
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蔡锷伺机离京回滇，策动军事讨袁，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并组成护国军，“敢声其罪，与众讨之”[4]。接着，贵州、广西也相继宣布独立。护国军势如破竹，反袁战争节节胜利。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洋军阀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心腹干将纷纷离袁自保，各地军政长官大多貌合神离。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1916年为民国五年。两年后的民国七年（1918年），沧县民人王锡恩和孙桂寅分别拿着民国二年（1913年）和民国五年（1916年）的地契，到县政府办理土地交税、查验、确权手续。此时袁世凯的帝制已经破灭，恢复了共和体制，但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所印制的买契数量颇大，出于节约的目的,官府仍使用库存的“洪宪”契纸代替民国的契纸办理了各种手续，只是特意在“洪宪”年号上面加盖了“中华民国”四个字以示更正。就笔者所见，同属沧县的童氏家族保存有一张民国十四年（1925年）由直隶财政厅签发的买契，上面的落款时间“中华民国”四字已是与买契上所列其它各项内容完全相同的黑色字体，没有了“洪宪”年号的痕迹。
王氏家族所保存的这两张在后人看来颇为荒唐的地契，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迁，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第170～172页。
［2］张新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及其称帝前后》，《文史精华》2001年10期。
［3］《蚶江地契见证帝制破灭》，《东南早报》2004年8月3日。
［4］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载《护国首义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