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王处直墓十二生肖浮雕初探
作者：郑以墨
【摘要】曲阳五代王处直墓中所出十二生肖浮雕是难得的艺术精品，本文分析了这组浮雕的艺术特色，并根据其在墓室中位置的变化及墓主的死因，认为其功用并非保护墓主，而是为了震慑死者的灵魂，是墓葬的营造者——王处直养子王都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进行的特殊设计。
五代王处直墓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墓中发现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壁画面积为100平方米，保存较好，色彩鲜艳，内容丰富，包括人物、花鸟、山水、器物、天象图等各类题材，其绘画水平之高，题材之完备，在目前我国北方发现的五代时期墓葬中实为罕见。汉白玉浮雕为16块，包括十二生肖、散乐图、奉侍图等，构思精巧，线条流畅，雕刻精美。本文仅对其中的十二生肖浮雕进行分析，探讨其在该墓中的功能。
十二生肖浮雕位于前室四壁上方的壁龛中，1994年被盗6件，剩余的6件只有鼠、龙、马、鸡还嵌于壁龛内。鼠位于北壁中龛，龙位于东壁南部，马位于南壁中龛，鸡位于西壁中龛。以鼠为先，以北为上，按顺时针方向
排列[1]。
该墓的十二生肖承袭了唐代中晚期墓葬中的常见题材，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隋唐时期，墓室壁龛中的十二生肖一般用雕塑，墓志上的则大部分采用线刻形式，很少有高浮雕作品，到五代高浮雕形式明显增多，现已发现的除王处直墓在北方外，其余全部位于南方，如成都前蜀王建墓（918年）[2]、江苏江宁南唐李升墓（943年）[3]等。
该墓中的浮雕采用绘塑结合的手法，开创了此后墓室彩雕的先例[4]。浮雕的四周用土红色勾勒，与壁龛的边框颜色相同，使浮雕与周围的壁画浑然一体。在形体处理上，先仔细雕刻出物象，然后涂上一层较厚的白颜色，再根据结构赋彩[5]。如红色袍服的布褶暗部用浓色，亮部留白，以此来表现衣纹的凹凸、折叠及立体感。面部色泽饱和，浓淡得体，两颊透出红润的感觉，有的部位还用墨线勾勒，如人物的五官、胡须、发丝及服饰上的花纹等等。在线条运用上，笔势圆转，笔意不断，波折起伏皆一挥而就，表现出衣衫的飘举之态。线条的组织主次分明、疏密得当，完美体现了“疏能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境界。作者还注意根据物体的结构及远近关系来处理线条的虚实，如人物的鬓发虚出虚入，颇具“毛根出肉”之妙。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将用线风格分为疏密二体：“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盼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6]反观浮雕中的用线，洒脱豪迈，变化丰富，应属张僧繇、吴道子的疏体画风。
浮雕构图亦是匠心独具。一般唐墓中的十二生肖，为了强调整齐划一或装饰性，多采用完全相同的动态，就连头向也惊人地一致，很容易造成呆板的感觉，如唐代马墓（777年）中的十二生肖纹饰[7]；而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却在保持整体统一的情况下对每个生肖人物作了个性化的处理，整体与局部得到了完美结合。从整体来看，每个人物都基本保持正面站立姿势，服饰也大体相同，均头戴进贤冠，身穿红色交领阔袖袍，脚穿双歧履，腰系绦带或革带，且各龛之间有云鹤衔接。每个人物虽分龛放置，却丝毫不影响其整体气势。在局部刻画上，造型极为准确，比例得当，服饰都作了深入刻画，宽大的袍袖微微飘起，大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感。
这组浮雕真实生动的生肖人物形象，精巧的构图，独具匠心的刻画，流动的线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绝非一般工匠所为。曲阳是著名的“石雕之乡”，境内的黄山以出产优质汉白玉而闻名。定州及附近地区历年出土的大量北魏至隋唐时期的雕像，均出自曲阳石匠之手[8]，可见当时的雕刻技艺已极为成熟。此外，王处直生前为定州节度使，地位显赫，而墓葬的营建者王都（王处直养子）酷爱收藏，对艺术品有着很高的鉴赏能力，《旧五代史·王都传》记载他“好聚图书，自常山始破，梁国初平，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择贵贱，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郑岩先生在《墓葬壁画，画给谁看》一文中分析汉代墓葬壁画时指出：“墓葬壁画一方面是为死者的灵魂而设，另一方面也为与墓葬的营建同属一个时代的一部分活着的人。”也即是说，“墓葬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私人空间，在壁画完成之后和下葬之前，墓室还将对公众开放，以供参观，以便趁机宣扬自己的孝
行。”[9]王都为了向人们展示其对养父的孝行，自然会将墓室装饰得极为豪华，对浮雕和壁画也会提出很高的要求，其个人的喜好就成为评判的标准，其艺术鉴赏力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浮雕和壁画的水平。基于以上分析，王处直墓中的浮雕应该体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
十二生肖起源很早，它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四象二十八星宿关系密切。中国有十二辰之说，将周空分为十二部分，用十二支表示，古人用它来计算时间、标志方位，它能体现微妙、复杂的宇宙关系，所以被看作是宇宙的象征，代表时间的永久循环和宇宙各个方向的无限延伸。后来术家把它与十二种动物相配，用于厌胜避邪，从而形成了十二生
肖[10]。十二生肖用于墓葬中，主要具有标识方位、避邪禳福的功能[11]。
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造型有三种：动物原形、兽首人身、人物与生肖动物组合。它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如山西太原北齐娄墓壁画中绘有十二生肖动物形象[12]，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中出土6件泥制灰陶生肖俑[13]。到隋代，墓中的十二生肖俑开始增多，但大多出现在南方。到了中、晚唐时期更加盛行，成为高官贵族独享的明器。隋唐墓中的十二生肖也常刻在志石的四个侧面，每边三个，顺时针方向旋转一周。张蕴先生将这一时期的图案分为五期，前三期（581～755年）为动物原形；第四、五期（756～888年），即中、晚唐时期，大多为人身兽首形象[14]。唐末墓志上还出现了人形的十二生肖，呈站立姿势，多出现在北方。五代的一些墓中依然沿用十二生肖，如王处直墓、福建闽国刘华墓[15]、杭州的吴越文穆王钱元和吴汉月墓[16]、南唐李升墓[17]等。
虽然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沿用了唐墓中的常见题材，但其位置摆放与唐代及同时期的墓葬有着明显的不同：唐墓中的十二生肖有的置于后室四壁下方的小龛中，围绕棺椁按顺时针方向摆放，有的刻在志石四边。五代的闽国刘华墓、南唐李升墓、杭州的吴越文穆王钱元和吴汉月墓中的十二生肖俑也都位于后室四壁下方的小龛中。而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浮雕却一反常态，移到了前室四壁上方的小龛中，围绕着墓顶的天象图，居高临下。笔者推测，这种变化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层次含义。这可能与墓葬营建者的特殊安排有关。
一般墓中十二生肖的摆放方式兼顾着死者和生者两方面的利益。何重华（Judy Changwa Ho）在《唐墓中的十二生肖》一文中对此有明确论述：十二生肖按顺时针排列于放置棺椁的后室四壁的壁龛中或刻于墓志铭的四边，是为了确保死者处于神圣的能够平衡阴阳五行的宇宙中心[18]，这样不仅能保证死者来世的幸福，还能为其子孙带来好运。而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则是为了震慑死者的灵魂，保护生者的安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处直及养子王都的传记和墓志铭中找到一些线索。
据史料记载：初，妖人李应之于井陉得小儿刘云郎。后王处直有疾，李应之以左道医之，不久痊愈，处直将其奉为神明。当时王处直未有子，李将刘云郎送与王处直为养子，改名王都，李应之也因此“阅白丁于管内，别置新军，起第于博陵坊，面开一门，动皆鬼神。处直信重日隆”。众将担心王处直过分信任李应之会带来祸患，便私下将其杀死，王都在王处直极力保护下才幸免于难。之后，王处直对其倍加宠爱。王都长大后，王处直子尚幼，便以都为节度副大使，欲以为嗣。但王都天生奸诈巧佞，素有异志，又担心王郁（王处直长子）夺其权，于是在天十八年（921年）与书吏和少微密谋发动兵变，将王处直及其妻妾囚于西第，尽杀处直子孙及其心腹。王处直对其恨之入骨，当王都到西第看望他时，处直奋拳殴其胸，曰：“逆贼，我何负于汝！”既无兵刃，将噬其鼻，王都掣袂获免。不久，王处直抑郁而卒，年61岁[19]。《旧五代史》评价王处直“惑佞臣而负其宗……其故何哉？盖富贵斯久，仁义不休，目眩于妖妍，耳惑于丝竹，故不能防奸于未兆，查祸于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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