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略谈唐代墓葬中的道教因素
作者：武 玮
【摘要】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唐代得到迅猛发展，其表现在墓葬方面，出现了大量的与道教有关的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十二时俑等随葬用品，同时墓葬壁画中反映道教升仙题材的内容也更为繁兴。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使得它在唐代具有了国教的性质，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在李渊起兵前后，道教徒们为他制作图谶，大造舆论，甚至给以经济资助，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他的起义队伍。茅山道士王远知曾向李渊密告符命，李淳风借老君之口宣称李渊乃受命之君，楼观道士岐晖则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李渊称帝后，即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1]，并确认他与道教教主老子的一脉相承，尊老子为始祖，还对道教徒大加封赏，努力提高道教地位，并由此掀起了唐代崇奉道教的热潮。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推进高祖李渊的崇道抑佛政策，积极兴建道观，并为一些道观书额。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堂，天下诸州广置观所；还下令以《老子》为上经，令天下百官皆习，并把它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道士也是倍加优宠，让他们隶属宗正寺，把道士作为宗亲对待。唐玄宗更是神化“玄元皇帝”，大批制作玄元皇帝的图像，颁行天下，同时，他又积极开展对道经的收集、整理、注释和传播，不断扩大道教的影响。“安史之乱”后，各地道教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统治者的崇道活动也有所减弱，但崇尚道教、尊奉其祖玄元皇帝的既定政策仍然作为维系李唐王朝的精神支柱而继续受到重视，从而促进了道教在中唐以后的恢复和发展。
道教在唐代臻于极盛，对全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大为增强，在唐代墓葬中表现也相当突出。道教信仰的内容庞杂，主要来源于原始巫术、秦汉方仙和先秦道家的思想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道教，谙熟符咒禁祝的祈禳压镇，擅长炼丹服食的神仙方术，注重养性修身的养生之道。道教为世人描绘了极乐的境界——神仙的理想生活，于是神仙世界成了世人企及的至高境界。道教又是一种极其贴近世人生活需求的宗教，它为自身作了很好的定位，即在人与神鬼之间充当媒介，以法术沟通人神，阻隔人鬼，成了世间的拯救者。道教施法需要借助灵器来完成，其符印剑镜就成为上通神明、下达鬼怪的神物，人们在试图躲避象征死亡的鬼魅世界时，会想到借助符印剑镜等道教法物来作为护身的法宝。在唐代，道教的斋醮科仪日益完备规范，其法事活动层出不穷，法物也就花样翻新地
随之涌来。唐墓中随葬的镇墓石、柏人俑和石真等都是施于墓葬中的道教法物。
一、镇墓石
唐人尚厚葬，墓中陪葬品甚为丰厚，镇墓石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镇墓石是按其考古发掘的惯例定名，也有人称其为安魂盒。为五合一套正方形的青石，盖底相合，大小相等，形同墓志，各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东、西、南、北、中五方，石上刻有文字和符。西安南郊庞留村出土的五合镇墓石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资料[2]，其五方俱备，石盖上分别刻着“灵宝青帝九天文”、“灵宝白帝七天文”、“灵宝赤帝三天文”、“灵宝黑帝五天文”和“灵宝黄帝中元天文”，除“九天文”墓石缺底，其他几方均完好无损。举“中元天文”为例，镇墓石底面正中刻有4行16个符，符四周刻有文字，其文如下：“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九垒土府洞极神乡四统诸灵官，今有清源县主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于咸宁县洪源乡少陵原界安宫主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黄元哺饴，流注丰泉，练饰形骸，骨芳肉香，与神同元，亿劫长存，中岳嵩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清源县主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其他几方镇墓石所刻文字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只是按方位及其所代表的神灵、五岳不同而略有更动，但表达的意愿没有变化。
考古发掘的实物还有如下几方。咸阳出土的唐武三思镇墓石只见一块，该石盖上刻有“大唐景龙元年（707年）岁次丁未十一月乙未朔八日壬寅谨为梁王镇”，石底刻文上半部是符，共11行64字，下半部为“南方三”天文[3]。唐睿宗桥陵发现两块，是为昭成皇后窦氏所立，分别代表南方和西方，每块石面中部刻符，纵横各8行，行8字，共64字。符外围四面刻有文字，南方镇石刻文共160字，有赤色涂其上[4]。咸阳博物馆藏有一块，其右部三分之一刻有符2行16字，左部三分之二刻9行144字，文字内容与庞留村的“灵宝黄帝中元天文”基本雷同，主人为“太上清信弟子怀道”，显然死者为道士[5]。文献中也有相关记录。叶昌炽《语石》“符类”录有四块镇墓石，两块有题记的可确知是酆王（韦玄贞，中宗韦后之父）墓和金仙公主墓中之物，另两块没有题记，但其中一块记文中有“今有大洞弟子”字样，石主乃是道士身份。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还记载有新出土的“唐故公士颖君爱”墓中的天帝告文，应属同类镇石题刻[6]。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五纸灵宝五帝天文拓本，观其形状，似与上述墓石刻文大抵相类，但形式略有更动。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元天文拓本上有16个符，分4行排列，行4字，首行符前刻有一行楷书小字，为“灵宝黄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因没有石盖和更详细的文字内容，所以主人的身份不明。16个符据王育成先生译文应为“黄中总，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7]。庞留村出土和咸阳博物馆藏的“灵宝黄帝中元天文”的符形状、写法看上去与此很相近，应该也是如此译法。其余几纸拓本分别为东、西、南、北四方天文，其符都是分8行排列，行8字，与出土的几方墓石底部符的排列形式和字数都相同。不过这几纸拓本的译文却都出现了诸如梵形、菩台、陀罗、法轮等字眼，显然是出自释家语。陕西省西安市小雁塔藏有一合唐代刻石，原系唐墓出土，盖、底各一方石，适为一合。底石镌符铭12行，行12字，共144个符，据考是道书中五篇一套的镇墓符之一，它的楷书译文就是《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中的“中央玉”篇[8]。这方墓石的符直接书写道经秘文，内容与上述几方又稍有变动，不过从总体考察，镇墓石符文字所涵涉的道教鬼神、符文化的宗旨内质都是一致的。
镇墓石还有另一种形制，与上述有较大差异。河南偃师郑炅墓出土一合，石底也是正方形，但没有符文刻字，代之以梅花桩形凿出五个正方形的小盒，形盖阴刻行书“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9]。这类镇墓石在墓中只放一合，所凿五个正方形的小盒应该是代表五方五色，可以说是第一类墓石的简易形式。《语石异同评》也记有“诸殃永息”二石，并称“大抵皆洛下出土者”[10]，显然与此石属同类镇物。墓主的身份地位较普通。
总之，唐代的镇墓石有较固定的程式，铭刻发散出玄虚神秘的气息，渗透着道教精神的本质。镇墓石的放置直接体现了五行观念的盛行，五方五色之制被配以五帝和五岳。五帝各受赤书符命，各有所主，不可错越，五石镇五方，就是要诸神皆拜，各方关节全都打通，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压镇的愿望。
五石早在汉墓中就有出土，当时主要是曾青、石、丹砂、慈石和雄黄，为道士炼丹的重要原料。东汉墓中出土不少这样的镇墓瓶，如咸阳教育学院永平三年瓶上书有“建立大镇，慈、、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房药辅神，冢墓安宁”等文字[11]，详细记明五石的名称和作用。初平四年陶瓶上也有“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12]。唐代置镇墓石应该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发展，第二类墓石的刻文还保有较为原始的风貌。“石头在汉代是早期道徒用来镇压各种凶邪鬼魅的重要神物。”[13]石头是被古人赋予了神秘生成力和行动力的圣物，这种灵石信仰被道教吸纳，并发展成药石可助练成仙得道的思想。道教主张亡灵可借助万物之精气神，脱幽出冥，飞升成仙，这种亡魂炼质升仙的说法从镇墓石刻文中也可得到验证。符图和咒语是道教中长期保持的一种巫术成份，据称有祛恶避邪的功效，将咒语用类似于籀文的字体写出，便是所谓的云。镇墓石上的符应该是源出于此的，只不过随着道教理论的系统深化，咒语也摆脱了原始巫术的低劣，在形式上也显得更加变幻莫测，难以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