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6期

一件太平天国的门牌

作者:邵凤芝




  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1861年)僚天福邓光明发给陆圣元的门牌,1993年经河北省文物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门牌为纸质,白色,高38厘米,宽45厘米。上部梯形天头内为“门牌”两个大字,下面黑色竖栏内自右向左竖书:
  
  天朝九门御林[僚]天福[佐镇石门军民事务邓]为
  给发门牌以便稽查以免滋扰事。今据有嘉兴郡
  [石门]县[北]乡[后]营军帅[沈朗秋]统下[中营]师帅[钟锦章]
  统下旅帅[姚耕石]统下卒长统下司马
  伍长距城[卅]里村户[陆圣元]年岁
  妻妹年岁
  祖父祖母
  父母
  伯伯母
  叔婶
  兄嫂
  弟弟媳
  子媳
  共计男女[三]名
  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月日给
  [无]字第[六十八]号 右给[六(陆)圣元]贴执
  门牌为雕版印刷而成,方括号内的文字为墨笔手书填写的。在左下方齐边栏处盖有一长方形的朱砂大印,因印文模糊,无法识读其文字内容。在上部“门牌”的“牌”字下方有毛笔书写的“七月初二日”5字,其上压盖楷书“中营查过”朱砂印。
  
  门牌是太平天国颁发的户籍凭证,早期的为墨笔正楷手书,有明确的格式,太平天国每攻占一个地方,就在该地设立乡官,逐户编查,并发给门牌使悬于门首,以示自己是拥护太平天国的良民,称为良民牌。随着占领区的不断扩大,手写良民牌已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便大量印制雕版门牌,随用随填,在太平天国后期广泛使用。据《贼情汇纂》卷八所记:“门牌用白纸刷印,太平天朝、牌面、牌尾、年、月、日诸字,皆宋字刻就者。其余人名等字,皆随时填写,天字第几号则画狂草,伪印盖于年月日上。”[1]颁发门牌的目的是“以便稽查户口,而杜奸宄”,“给门牌该户悬挂,永为天国之良民,凡有官员兄弟见此门牌为凭,不得擅入该室滋扰”[2]。门牌上开列有户主直系三代和旁系近亲的姓名、年龄及与户主的关系等内容。太平天国最初并没有设立门牌,1853年6月,传言有官兵混入江宁城(今南京),韦昌辉开始倡议设立门牌,逐户编查。门牌用一尺左右的白纸,先写上颁发门牌官员的姓名,再依次写上下属官吏的姓名及以太平天国纪年的颁发日期,并在日期上钤盖颁发门牌官员的大印,印旁有编号,以“天父鸿恩广大无边”八个字排列,每个字1000号。门牌制度先在天京实行,后来逐渐推行到各地,以编立门牌作为人民归附的标志。太平天国前期领用门牌无须捐税,后期则需要缴纳门牌捐,按财力多少而定,并没有定数,每张门牌要钱数百到数千不等。
  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门牌的文字,“天朝九门御林僚天福佐镇石门军民事务邓”中的“邓”指的是邓光明。邓光明(约1830~ ?年),湖南人,参加太平军后,隶属于忠王李秀成的部队,随军转战于江苏、浙江各地;1861年授僚天福,辅佐逢天安刘肇均镇守浙江嘉兴;1863年封归王,1864年献石门投降清军。这张门牌就是邓光明在浙江嘉兴镇守时颁发的。
  “天朝”是太平天国的自称,“九门御林”是太平天国后期对高级官员所加的虚衔,如《忠王李秀成给上海百姓谆谕》所署的衔名是“真天命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3]。“九门”是指天京的大南门、小南门、大东门、小东门、北门、太平门、水北门、旱西门、水西门等九个门。御林军本来专指封建帝王的禁卫军,太平天国袭用了这一称呼,意指加上“九门御林”虚衔的将领都是最可信赖的保卫天京九门的禁卫军指挥官。“僚天福”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爵位,太平天国前期只设有王、侯两爵,后期增设义、安、福、燕、豫、侯六爵(其中“侯”即前期的侯爵),上各加一“天”字,又别冠一字为衔,以资区别,如亲天义、凝天安、应天福等。福爵来自洪仁达的封号,天京内讧后,洪秀全重用洪氏族人,封兄长洪仁达为福王,因朝中不服,改封天福,这就是福爵的来源[4]。增设六爵的原因,主要应当是洪秀全想通过广施爵赏以安定人心,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封赏过滥,早已失去了激励将士、稳定人心的作用。
  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始,就按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旧制编组军队。其编制如下: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至于军队的番号,不按数字统一编列,而是按前、后、左、右、中的次序再加数字编列。门牌中的“后营”、“中营”就是这种军队编制的反映。
  太平天国前期,地方军政大权都统一在军事将领手中,后来由于民务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才有民务官的产生,不过并未真正实行军民分治,各府县仍派驻有镇将,统辖该地区的军政大权,而民务官的设置只不过是帮助镇将办理民务而已,这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乡官的设置仿照军队的编制,也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各级,一个军帅下辖五个师帅,每个师帅又辖五个旅帅,每个旅帅辖五个卒长,每个卒长辖四个两司马,每个两司马辖五个伍长,五家为一伍,设伍长一名。以上各乡官所统辖的户数是天朝制度所规定的,但是在实行时并不依条文硬性规定,而是灵活掌握,根据当地户数、人口、地理条件加以编制[5]。乡官之军帅至伍长都是办理民务的,它与军中的军帅至伍长名称虽同,但职责却有差别。军中之军帅至伍长属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系统,而乡官中之军帅至伍长则属于地方政权系统,它们的工作性质不同,所管辖的人数也有以户为单位和以人为单位的区别。
  这件门牌上所填写的“沈朗秋”、“钟锦章”、“姚耕石”等都是乡官的名字。乡官大多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也有一部分由太平军指派的。乡官负责编查户口、征收赋税、供应军需物资、组织地方自卫武装及维护治安,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基础。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由于地主分子钻进了地方政权机构,当了乡官,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制度,使这些地区的政权机构逐渐走向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道路。
  按照太平天国的规定,规范的门牌应该写明户主的直系三代和旁系近亲的姓名、年龄及与户主的关系,而这件门牌上只是填写了户主的姓名陆圣元,家中有三口人,并未写明另两个人的姓名以及他们与陆圣元的关系,这说明到太平天国后期,门牌的书写似乎有简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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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1952年。
  [3]郭毅生、史式:《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郦纯:《太平天国后期官制探略》,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三联书店,1981年。
  [5]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治制度》,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三联书店,1981年。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博物馆)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