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平定商团事变：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公开反对
作者：邓光汉
一、“扣械”发生后的各种处理意见
“扣械”事件发生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内部及外部，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介入。
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直接为商团撑腰，他们不仅动用海军部队威胁广东革命政府，由欧洲输入军械装备商团，还不断鼓励被孙中山赶出广州尚盘踞在东江潮、梅一带，时刻梦想重返广州的陈炯明趁机谋攻广州，以配合商团。商团则以“罢市”相威胁。明确要求孙中山迅速退还“扣械”。
革命政府下属的一些将领，对如何处理扣械事件的态度是复杂的。某些粤系将领，显然同商团关系暧昧，如魏邦平就企图借商团排挤客军，恢复自己的势力，同商团购械一事显然有牵连。广东政府军政部批准商团购械，也说明商团在广东政府内有同情者。在整个事变过程中。李朗如、李福林、梁鸿楷甚至许崇智，都曾表示“中立”乃至偏袒商团。驻扎在广东的滇、桂“客军”与商团有矛盾，但他们与粤系将领一样，趁扣械事件陷入僵局时以调停人面目出现，主张对商团姑息迁就，用妥协方式解决扣械事件。
孙中山是主张对商团采取坚决态度的。此时的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及态度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关余”事件斗争的胜利，更增添了他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因此，帝国主义在扣械事件上支持商团并对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威胁，反而激怒了孙中山。9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他指出：“从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帝国主义列强一贯给予反革命以外交、精神上的支持并给以数以百万计的善后及其他名目的借款可以明白，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除了是摧毁以我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蓄谋而外，不可能有别的看法……帝国主义企图加以摧毁的这个国民党政府是什么呢?它是我国唯一的力求保持革命精神使之不致完全灭绝的执政团体，是抗击反革命的唯一中心。所以英国的大炮对准着它……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同日，孙中山还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一最新行动，我不得不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尽管孙中山一再重申他要以坚决态度对付商团事件，但是，由于各方面关系的制约，使孙中山一直未能采取坚决、果断的实际行动。
广大群众是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扣械事件发生后，广州工农发出通电，揭露陈廉伯等人“见我革命政府之保护工农，不惜奴颜婢膝以与帝国主义列强、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之进行。间接阻止农工势力之发展。”他们强烈要求没收扣留的枪械以组织工团军、农团军。
由于广东政府内部对商团事件主张妥协处理者甚众，使孙中山以坚决态度处理的方案一时还难以付诸实现。
二、“调停”产生了恶劣后果
8月26日，商团实行罢市，企图以此挑起广州市民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孙中山的不满。孙中山召集军政会议讨论解决办法，范石生和谭延闾等人均不赞成动武。范石生甚至很不礼貌地顶撞孙中山说：“军队责在保卫治安，无焚杀人民之义务。本军只知尽军人天职。如有人扰乱秩序，破坏安宁，无论何人，惟有尽力所能及。迎头痛击而已。”
在此情况下，要么就是立即实现孙中山严惩商团，以武力迫使商人开市的主张，要么就是迅速派人进行“调停”，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当时，黄埔军校的军队尚未建立，广东革命政府内部手握兵权的将领都反对对商团动用武力。孙中山犹豫了。未下达立即实行严惩的命令，而是于8月28日命范石生、廖行超等人与商团商谈解决办法。29日，范、廖与商团达成了“调停六条件”：二陈通电拥护孙中山；所扣枪械发还：商团改组后归广东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商团“报效”50万元：商团联防改组后由范、廖负责将枪械点交商团。
孙中山对“调停六条件”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些条件的要害在于使商团合法化，这将会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安全造成威胁。为此，孙中山于8月29日给范石生、廖行超连续写了三封信，反复强调不同意那些条件，指出不能对商团迁就姑息，并晓以利害：“若两兄不能为政府立威信。”……则人心尽去。而大局更危矣!政府万一不固，则滇军必无幸免之理。此实关乎凄军生死之机，不独革命成败已也。……陈廉伯已肋东江之敌以大款，不日当有大反攻。若吾人不先清内患。则前方危矣。“商团数来调和，每次皆以事故中变。此其故意延长时间，以待东江敌人反攻而为夹击之计，已无疑义，我等不可尚在梦中也。……明日须悉将商团缴枪。勒令商团开市。如有不从，则由有纪律之军队协同学生、工人。将西关全市之米粮、布匹悉数征发，以为战时军用。”但是，对孙中山的命令，范石生、廖行超并不执行。
正当广州商团事件风波未停之际，9月初，江浙战事爆发，孙中山决定举兵北伐，并于9月12日移大本营于韶关。至于对棘手的商团事件，孙中山任命“长于调和现状”的胡汉民、汪精卫去处理。
胡汉民等人本来就主张对商团事件持妥协态度，现在代孙中山留守广州，便把还“扣械”于商团之事从酝酿、协议变成了具体的行动。9月20日，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签发了发还“扣械”的命令。
此前，当广东革命政府委派范石生、廖行超与广州商团代表商谈发还扣械时，商团头子陈廉伯躲在香港，以还械问题为口实，煽动商团及商民反对政府。对于商团的蠢蠢欲动，远在韶关的孙中山虽忙于北伐事务，但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广州局势的变化，并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作出具体的反应。孙中山是矛盾、犹豫的。一方面。他需要军费，希望商人能结束罢市，使广州恢复安定：另一方面，他又为商团的蛮横狂獗而愤怒和焦虑。他想以武力解决商团事件，可是黄埔军校的军队尚未建立，苏联援助的武器也尚未运到：手握兵权的滇、粤、桂系将领又都反对使用武力。所以一时间，韶关与广州之间，函电交驰。孙中山的犹豫和矛盾造成了他对广州有关人员的指示并非前后一致。他意识到了广州形势的极端重要性。感到姑息养奸已造成了危险的后果。
三、孙中山以武力平定商团事变
为了揭穿商团头目的阴谋，孙中山于9月底下令向社会各界晓谕政府发还扣械的办法，令大本营秘书处致公开信函给商团代表等人，说：“商民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