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简记清末四川国学大师刘沅

作者:李豫川



  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号青阳子。他创立的“槐轩学派”,在四川国学界有深远影响。清末民初,蜀中国学大师,多出其门。《清史稿·刘沅传》记载“咸丰中,(福建)侯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至蜀得沅书,读之惊喜。求问时,沅已死(据此推测当在1856年),因受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尽购其书去。及罢官归,遂以其学转相传习,闽人称为川西夫子云。”
  刘沅先世居湖北麻城孝感乡。明中叶正德—嘉靖间(1506年-1566年),其远祖刘朝弼,为避世乱,举家迁蜀,定居眉州(今四川眉山)南郊。五世祖刘坤,有学行,通经史,尤精《周易》,曾在蟆颐山下设馆课徒为业。明末清初,全川大乱,刘坤率家四处逃难,历尽艰险,溯杨柳河而上,栖止于董村(今温江县公平镇),后移居云栖里(今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刘沅之父刘汝钦(1730-1789),号金华子,幼承家学,尤喜研《易》,工于诗文,乐舍好施,有豪士之风。
  刘沅自幼体质孱弱,然聪慧过人,好学不倦。7岁能文,邑人目为“神童”:8岁入私塾,10岁时到离家20里的板桥子文昌宫(在今双流县黄甲乡境内),受业于贡生古鹤峰,首尾达8年之久。文昌宫西墙官道旁有一通丈余高的石碑,上刻伍肇龄翰林楷书的“清儒林刘止唐先生兄弟读书处”(惜毁于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之劫)。
  乾隆五十四年(1789)刘沅考中拔贡。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考中举人。时年25岁。
  嘉庆元年(1796),刘沅之兄刘芳皋(沼)在北京考中三甲第六十六名进士(本科状元为赵朴初之先祖赵文楷),授翰林院庶吉土(三年后任工部主事、广西直隶郁林州知州)。时刘沅落榜。这次兄弟二人进京会试途经湖北当阳,同游紫盖山(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遇静一道人,相谈甚契。静—道人精通儒、释、道三教,学修并重,主张三教合一,赠刘沅“纯阳子”注疏的《道德经》。刘沅从此潜心研究国学,尤其是道家学说。
  刘沅居京期间,家中迭遭不幸。先是刘芳皋之子病逝,接着是恶邻侵占他家祖茔,致使孀居的母亲忧愤成疾。刘沅闻讯,昼夜兼程,奔回故乡。他体质素弱,遂元气大伤,一病不起,多方延医服药,终无转机。
  嘉庆四年(1799)一天,刘沅在彭家场街上,遇一摆摊卖药的长髯老翁,“形容殊异”,意态如闲云野鹤,目光炯炯有神。刘沅求赐祛病疗疾之方。老翁端详良久,说:“君病除须重用培补气血,养心安神之药外,尤应格外注意修身养性。”并援引《抱朴子》:“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讲了“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类先哲养生至理名言。
  经老人施治,刘沅逐渐康复,旋拜其为师,执弟子礼达五年之久。刘沅在《槐轩全书》中,多次尊称其为“野云老人”。此翁传授的道家静功,使一个先天体质孱弱的病夫子,得以乐享88岁高寿。刘沅后来回忆野云老人对他的教诲时说:“人生天地气化之中,修短丰啬,前人谓为气数之命,无可如何,而不知圣人以守身存身之学,教人补造化之穷,不留缺憾,所以至诚尽性而尽人物之性,参赞化育。”这就是说:如果遵循圣人的教导,按照“守身存身”之义去修身养性,就可以弥补先天不足而乐享天年。刘沅终生恪守“守身存身”之义,他解释道:“凡伤身致疾之事,自少弗为,不延年者寡矣。《周易·系辞》云:‘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刘沅三次会试不中,30岁后绝意仕进,在家奉养老母,潜心经史,讲学课徒,著书立说,惠及后人。嘉庆十八年(1813),先生移居成都南门纯化街,鸠工庀材,建一宅院。院有老槐一株,宅遂名曰”槐轩”。此后42年,刘沅一直在此治学讲学。其教学方式是平时令诸生自学,留存疑难,定期会讲,一一解答,并指导学生晨昏静坐,养Jb存神,强身健体。学费则不计多寡,听任学生视自家财力而定,家贫者无馈亦可。《清史稿·刘沅传》记载:“著弟子籍者前后数千人,成进士登贤书(即中举人)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贤名播于乡曲者指不胜曲。”仅以刘沅子孙为例,80年内,竞有八人中举和中翰林,时人誉为"Jk龙挺秀”。“槐轩”于是成了四川最负盛名的大型书院式私塾,学生最多时竟达三百余人,学习期限最长的达十余年。民国时期,“槐轩”门额尚镌刻着伍肇龄先生楷书的“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惜1959年建造锦江宾馆时拆除。
  道光六年(1826),礼部下文,选授刘沅为湖北天门县知县。先生时已59岁,辞以丁艰守制。朝廷念其孝诚,改国子监典簿,然先生不久又乞假还家。刘沅一生,实未做官。
  刘沅“解经尽除门户之见,不苟异同,务求当于经义”(《清史稿,刘沅传》),力图将儒学从繁琐哲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圣人成己成人之道不至淹没”。他认为:“文学传说愈多,圣道弥晦”,真正的圣道圣学在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唐以后言道者始益支离”。因此,刘沅除按照自己的观点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进行详尽的注解外,还对一切他认为不符合孔盂原旨的思想言论,一一加以辨正,以“辟流传之误”。在其撰写的《正讹》一书中,他对唐代以来的著名理学大师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的主要著作都加以评论,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
  刘沅“注经参以佛、老”,以儒家之说为准则,对佛、道之言不是一概排斥,凡与儒学相一致的地方则加以肯定。他说:“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以中庸之道折衷百家,以圣人之书权衡杂术”,并认为排僧道之所为是应该的,但排佛老之学说则是错误的。他熔儒、释、道三教旨归于一炉,显然是受了静一道人、野云老人的影响。
  刘沅一生著述宏富,除前已述外,尚有《十三经恒解》、《春秋恒解》、《蒙训》、《周易象意释要》、《大学古本贡言》等等,在文史哲和中医诸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刘沅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以“太极”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但也包含有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
  笔者家藏明清版本医籍中,有刘沅所著《医理大概约说》。其发挥《内经》、《周易》、《伤寒论》诸书的精义,阐明了人身阴阳合一的道理以及东汉名医张仲景立法立方的要旨。该书目前国内已不多见,几成孤本。近代蜀中著名伤寒学家、被尊为“火神派”祖师的郑钦安(1824-1911)就是刘沅的学生。
  刘沅宣扬国学不遗余力,多次带头捐资修复成都青羊宫、二仙庵、武侯祠以及新南门外的关帝庙等。新津县城南天社山老子庙,是“法言坛”(三教合一之道,以儒家为主,尊道教诸神,举行道教法事)的重要坛场。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天社山一名稠梗山,为老子隐居之所。”该山是道教的实际创始人张道陵所设“二十四治”中的“稠梗治”所在地:它面向邛水,统领群山。山间老子庙始建于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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