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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西蜀诗词中的成都游乐文化
作者：周 睿
花间词“花”团锦簇，“花”枝招展，所见“花”字不胜枚举。还有花蕊夫人《宫词》，多次提到赏花风尚：
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
内人相续报花开，准拟君王便看来。逢著五弦琴绣袋，宜春院里按歌回。
赏花是上层王公贵族所钟爱的游宴形式之一。后蜀后主孟昶将赏花的风尚推之，《蜀祷杌》记：
(广政五年)三月，宴后苑赏瑞牡丹。
(十二年)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园，赏红栀花。
“成都合江园乃盂蜀古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当作东南郭外)，芳华楼前后植梅及多。”(引《独醒杂志》)陆游《月上海棠》自注：“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花，皆二百余年古木。”又《梅花绝句十首》自注：“成都合江园，盖故蜀别苑，梅最盛。自初开，监官日日报府。报至五分，则府主来游宴，游人亦竞集。”
花蕊夫人的《宫词》也常常提到很多的花种，如“栀子园”、“牡丹移向苑中栽”，“海棠花发盛春天”……陆游《柳梢青》自注旁证：“故蜀燕王宫海棠之盛，为成都第一。今属张氏。”
牡丹贵为吉祥雍容之象征，似乎到五代时期方引入四川，广为栽植。宋人胡元质《牡丹谱》：“伪蜀王氏号其苑曰‘宣华’，权相勋臣，竞起第宅，上下穷极奢丽，皆无牡丹。惟徐廷琼闻秦州董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遂厚以金帛，历三千里取至蜀，植于新宅。至蜀氏，于宣华苑广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广政五年，牡丹双开者十，黄者、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后主宴苑中赏之，花至盛矣……”
时至宋代，则有专门的牡丹会。陆游《天彭牡丹谱·风俗记第三》：“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
民间则以花市的形式延续对春天和百花的钟爱。唐末诗人萧遘《成都》描述道：“月晓已开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簰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农历二月十二或十五日为百花生日，又称花朝。成都民俗于其期开花会。韦庄《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时至今日，号称蓉城的成都各地，依然有各种形式的花会，如三月龙泉驿的桃花会，三月彭州的牡丹花会，八月新都的桂花会，十月温江的菊花会等。伴随花市的，还有蚕市、夜市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如宋初张咏《悼蜀诗》忆：“……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玉挡，骑马黄金络。酒市夜不扃，花市春渐作……”呈现一副活脱脱生动的五代民间游乐图。
四
五代成都游乐之风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相对的和平外，还须指出的是君臣喜好游宴的诱因。《四库提要·岁华纪丽谱》：“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为佳话。”前蜀、后蜀的君主均喜游宴。《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记录前蜀后主王衍“年少荒淫，……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哈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而且喜“微服出游人间”，流连于大慈寺、浣花溪，重阳节宴群臣于宣华苑。在前蜀灭亡前夕的乾德七年，“唐魏王继岌、郭崇韬伐蜀……衍自立，岁常猎于子来山……又幸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十月，幸秦州，……行至梓潼，……衍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衍惧，遽还。”大难临头依然莺歌燕舞，沉溺山水。“衍幼无英特之质，长于绮纨富贵之中……仰母)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蜀祷杌》卷上引黄松子言)皇宫贵族人人如此，乃是耽于消遣、及时行乐的文化时尚与心态的驱使。真到宋代，这种风，气依然没改变。魏泰《东轩笔录》卷三十言“益俗奢侈”，提到了宋祁入蜀为太守的轶事，特别言其“喜游宴”。宋初政局不隐，“时蜀妄言叛蛮将入寇，富室争埋金帛。”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为郫县主簿，将纵乐游赏视为抚民政策：“会上元张灯，纵民游观竞夕，民心遂安。”(刘天祥：郫县望丛祠大殿外碑文)
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氛围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四川的灵山秀水的潜移默化，不仅“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元稹《寄赠薛涛》)，更蕴育了无数灵气十足的才子，正如袁说友《成都文类序》所言：“山川之灵秀敛而为文章华藻，二者相为颉颃而光明焉也。”闲逸的生活造就蜀人闲适的个性，“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王象之《四川风俗形胜考》)宋将韩琦也指出“蜀风尚奢，好邀游。”(《故枢密院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神道碑铭》)田况《成都遨游诗》序称：“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娱无时。”元代人费著《岁华纪丽谱》亦云：“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 还值得注意的是，前后蜀的君主对文学非常提倡。《蜀祷杌校笺》引《谭苑醍醐·王锴藏书》：“五代僭伪诸君，惟吴蜀二主有文学。然李异不过做小词、工画竹而已，盂昶仍表章五经，立石经于成都，纂集《本草》，有功于经学矣。”又引《说郛》二字亦称王衍“颇好经史诗赋”，《新五代史》言其“颇知学问，能为浮艳之词”；孟知祥“自幼温厚，知书乐善”(《册府元龟·僭伪部才艺门》)。典籍还称“蜀王衍自童子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或有所著，蜀人皆传诵焉。”(《册府元龟，僭伪部好文门》)王衍宴乐中往往自创曲调，如祷祀青城山，“自制《甘州曲》，令官人唱之”；北巡至阆中，“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乾德五年上巳节宴怡神亭，“衍自持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蜀祷杌》)游宴过程中他们往往“饮酒赋诗”(《资治通鉴·梁纪五》)，如“咸康元年仇月)……衍至青城，往旬日，设醮祈福……及丈人观、玄都宫、金华宫、丹景山至德寺，各有所唱和，诗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夜看圣灯，亦各赋诗。回至天回驿，各又赋诗……”(《蜀祷杌》)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贵族的提倡，必然在社会上形成—种作词、唱词的风气。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花间派产生在这种环境中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这类作品缺乏现实性和深度意蕴，其与周遭的游乐风气也是有相当关系的。《花间集》和西蜀词人的创作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或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欧阳炯《花间集序》)，沾染一些香软淫巧习气；不过，西蜀词人的词作，还有前后蜀诗人如韦庄、贯休、欧阳詹的诗作，特别是花蕊夫人的百首《宫词》中所表现出的成都五代时期的游乐风尚的线索，是值得历史学、文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关注的。
参考书目：
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M]．北京：线装书局，2003。
张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曷梼杌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1999。
作者：西南大学文学院助教四川大学中文系(成都)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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