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俄国至上主义画家马列维奇

作者:[中国]欧阳英作




  马列维奇的抽象美术实验在俄国、在欧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著名的美术史家巴尔在其名著《立体主义与抽象美术》中写了以下一段文字:“马列维奇在抽象美术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开拓者、理论家和美术家,他不仅影响了俄国大批的追随者,而且通过利西茨基和莫霍利纳吉影响了中欧抽象美术的进程。他处在一个运动的中心,这个运动在战后从俄国向西传播,与荷兰风格派东进的影响混合在一起,改变了德国和欧洲不少地区的建筑、家具、印刷版式、商业美术的面貌。”至上主义美术尽管只是马列维奇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无疑是他最有价值的创造。跟此前那些带有他人影响痕迹的作品不同,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的作品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谁也说不出什么模仿某派某家的地方。正是这种鲜明的新风,才会让不少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更多的美术新天地。
  十月革命后,马列维奇参与了苏维埃政权的美术管理工作,1919年底,他应夏加尔的邀请到其负责的维捷布斯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在这所学校教学期间,马列维奇领头成立了新美术鼓吹者小组,他的思想和实践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同事利西茨基。有一段时间,马列维奇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写作上,同时还在三维的设计中进行至上主义的实验。1922年,马列维奇离开维捷布斯克,带着一批学生来到彼得格勒,共同参加“美术新潮”展。1924年,马列维奇成为列宁格勒美术文化协会的会长(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彼得格勒即原来的圣彼得堡,1905年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又更名为列宁格勒)。1926年,马列维奇与一些学生共同在该协会举办的展览会上展出了他们的实验性建筑设计,这次展览受到官方严厉的批评。同年底,列宁格勒美术文化协会关门。这样的事件,表明了十月革命后现代主义美术与新政权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斯大林开始强化对文艺的管制,很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将成为所有苏联文艺界人士必须遵循的惟一原则。
  马列维奇在20年代一直想到国外看看,与国外的美术家交流,但他到巴黎看望老朋友拉里奥诺夫的打算以及其他的出国意愿都无法实现。1927年,马列维奇终于获准赴华沙和柏林举办展览,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国外之旅。在德国逗留的两个来月,马列维奇广泛地接触了那里的美术家,还特地到德骚的包豪斯学校参观,会见了格罗皮乌斯和莫霍利纳吉。马列维奇把参展的作品留在了国外,从内心里,他希望未来还能出国交流,但并未实现。在20年代,马列维奇的家乡乌克兰艺术氛围相对宽松,艺术家的自由度更高一些。从国外归来,他还不时回到基辅讲授美术史,并在那里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塞尚、毕加索、布拉克、莱热、埃尔班以及立体主义、立体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的文章。
  从1927年起,马列维奇重拾画笔,在最后的岁月创作了一批新的绘画。总体而言,回归具象是马列维奇最后阶段绘画的主要倾向。
  《黑色正方形》(1929年),是马列维奇这时少见的至上主义绘画。跟极简的《至上主义构图:白上白》相比,这幅画的图形安排得更规整,黑色正方形不偏不倚出现在白色画布的正中央。在与代表着无限的虚空的白底色的强烈对比下,黑色正方形有力地展示了纯情感的表现力。除了《黑色正方形》这样的抽象绘画,马列维奇创作的《收获》(约1927—1929年)、《晒干草》(约1927—1929年)、《人与马》(约1928—1929年)、《复杂的预兆》(约1930年)等一大批绘画都属于具象绘画。想必马列维奇已改变了看法,不再坚持认为可视的客观景象毫无意义。虽然回归具象,但马列维奇的立足点还是现代主义,而非写实主义。《晒干草》中的巨大农夫形象以及田野的场面,与1912年的《伐木人》颇为相近,只不过新作上的人物更突出,整幅画更富庄严的纪念性。《复杂的预兆》同《晒干草》相比,呈现出以往不曾见过的特点,熟悉意大利画家基里科作品的人一眼就会看出这幅画的“基里科味”。在宁静的梦幻式背景前,背向观者站立着一个十分高大的男人,谁都见不到他的面孔,当然这就给这个站在空寂的天地间的人物带来了更多谜一般的意味。他是农民、是修士、是预言家、是苦行者……任凭你想象。体现在这幅画上的神秘色彩与绘画手法都证明了基里科影响的存在,难怪它被称为马列维奇的形而上绘画。马列维奇题在此画背面的文字,可以提供理解它的钥匙:“这幅作品由空虚感、孤独感和生命的困境等构成。”确实,在这幅形式单纯、色彩美妙的绘画中,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凄凉。
  在苏联当局眼里,不论是创作抽象绘画还是具象绘画,马列维奇所迷恋的都属于异端的前卫艺术。1930年,在基辅举办的马列维奇回顾展被迫关闭,马列维奇遭到拘留,他要说清自己的立场。在批评者心目中,他的绘画体现出资产阶级的趣味,显然违背了无产阶级的艺术观。两个月后,马列维奇重获自由。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的苏联十分平常,不少文艺界人士都遇到过,像马列维奇这样出来后还能继续创作和参展,应当说已经很幸运了。
  《运动员》(约1930—1932年)、《美术家之妻像》(1933年)、《自画像》(1933年)代表了马列维奇最后几年的绘画艺术。《运动员》在不画大画的马列维奇的全部绘画中要算是最大的画了。在表现运动员时,马列维奇显然不重视刻画他们的个人特征,他把四个运动员简化成类型化的形象,省略了他们的面孔,让他们以同样的姿势站成一排,从而使这幅运动员的绘画带上了拜占庭圣像画的意味,同时结合进运动员形象中的几何形色块也让人不禁会想到至上主义的绘画。与面目独特的《运动员》相比,《自画像》则平实了许多。鲜艳明快的色彩与其晚年的那些现代主义倾向的绘画没什么两样,使这幅画具有了很强的视觉吸引力,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形象的塑造。可以说马列维奇回归了写实性的绘画传统,细致地再现了他本人的形象。在突出庄严的基督般的意味、强化美术家的神圣感的同时,马列维奇一直没忘记刻画他特有的面貌,从而实现了个性化与普遍性的统一。注视着这幅美术家肖像,我们能感到马列维奇的自尊,这是一位坚信自己价值的创造者。在马列维奇逝世后,这幅自画像就挂在其遗体上方,成为最终陪伴着马列维奇的作品。
  生活条件一直不太好的马列维奇从1933年起就感到身体不适,1934年,他被确诊患了癌症。在最后的日子,马列维奇希望到国外就医的想法也没能实现。1935年5月15日,马列维奇在列宁格勒家中去世。遵照他的遗愿,马列维奇的骨灰被埋在涅姆齐诺夫卡村的一棵橡树下。二战把这一切都毁掉了,苏联也长期不提及马列维奇,一直到了1988年,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博物馆才为他举办了纪念展,在涅姆齐诺夫卡村也为他新建了纪念碑,墓碑的设计重现了马列维奇喜爱的至上主义正方形。时至今日,马列维奇早已不是少数美术家和欣赏者才知道的无名者,而是写入每一本20世纪美术史的大人物,一位公认的几何形抽象美术的先驱者,一位对抽象美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美术家。
  (特约编辑 戴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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