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经历与作品
作者：朱景冬／译
答：我不记得谁曾说过，所有小说家的头六本书都是自传性的。我已经出版了五本书，都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写的。当然，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有一些杜撰的东西。谁要是想知道哪些东西是杜撰的，不必绞尽脑汁：每部作品中写得最糟的部分肯定是杜撰的。
问：那些经历是什么?
本篇是墨西哥记者埃马努埃尔·卡瓦略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译自其1986年出版的《20世纪拉美文学的主角》一书。
答：我的作品中写的基本经历不是很多，而且它们已开始变得陈旧了：都是在我生命的最初八年的经历。从那时候起，我所做的仅仅是思考讲述它们的最佳方式。从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是我19岁时写的）到最近出版的《恶时辰》（我33岁时写的），我一直在重复写同样的事情，至今我还不很确信有人会相信我讲的故事。
问：你的作品的故事发生在两个村镇，讲述的是同样的一些人物经历的同样的事件。你这样做对你的文学有好处吗?
答：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反正事情已经如此，而且是故意这样写的。读者不用特别费脑筋就能发现这一点，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加以掩饰。我的全部作品中写的是同样的人物，几乎连名字都一样，他们在同名的村镇里做着同样的事情。
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有一个镇长，他在故事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由于一个臼齿生病，腮帮都肿了。在《有这么一天》（收在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里）中，这位镇长让医生把病牙拔了。而在《恶时辰》中，这位镇长则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由于牙痛而经受的可怕的痛苦，他又一次让同一位医生拔掉了那颗牙齿。只是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我曾经断言说镇长让人拔牙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让同一位医生用别的方式再给他拔一次牙。在我的一篇从没有发表过的小说中，镇长对那颗作痛的牙齿开了一枪，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问：和某些批评家的说法相反，我认为你的创作依然在准确而机械地遵循福克纳的结构方式和风格。是的，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或某些时刻，福克纳对你发生了影响，就像海明威出现在你的作品的某些章节中一样。最后我还认为，你的作品和福克纳的作品在围绕一个小小的地方安排事件和人物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请解释一下，这种反复旋转同一个螺母的重复做法是怎样产生的!目的是什么?
答：不要以为读者是傻瓜。福克纳依靠的就是类似的重复。请注意，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上帝保佑，永远也不要把诺贝尔奖授予我，因为我们两人的目的不同。福克纳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要通过他的全部作品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我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我感到写作很困难，并且还不太清楚我的目的是什么。
起初，譬如在15岁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除了阅读还能写作，觉得有许多故事可以讲述，但是苦于不会写作。我写头几篇小说时，我大概18岁，我以为写得不错。后来我才意识到并非如此。但是想到不应该干那种重新写它们的傻事（也许到30岁时会重新觉得它们写得不好，不得不重新写一遍），我认为最好还是写同样的经历，只不过应该采取一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新的观点。我已经写了四本书，还不知道何时能够写完。这就仿佛总是对着同一只鸟射击，希望或早或晚击中它。
问：《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使我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语言的节制、没有多余的语句和妨害叙述结构的形象。在你来说，这种节制性是自然的还是来自你的勤奋?
答：使我的写作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如何纠正拉丁美洲小说中特别明显的恶习：词藻堆砌。虚夸地写作是很不严肃的，并且也是骗人的：几乎总是为了用连篇的空话来掩盖作品的缺点。真正可取的做法是采用直截了当、清楚、简洁的方式叙述。这样做，就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欺骗读者了。
《枯枝败叶》是一部写得稍嫌虚夸的小说。我觉得比较好地实现了我的意图的小说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只使用了最基本的词语，而语言的经济并没有影响作品的文学价值。这本书只有七十八页，原稿也不过八十页。我第一次写这本书的时候（1956年在巴黎），一共写了一百四十页稿纸，故事内容其实并不比最后定稿出版的书的内容多，也就是说，有六十页是没有用的。在那个时期，我在学习法语和电影。一方面，法国作家的准确性引起了我的注意；另一方面，电影的简洁表现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便把手稿全部撕掉，重新开始。第二稿还是相当长。第三稿是最后的一稿，我觉得仍然有一些多余的词语，不过不多了。
问：再谈谈你写作上的重复性和采用的有限的题材吧。可以讲讲你创造人物方面的连续性手法吗?你是否认为表现这些题材的书写得愈多，人物就愈纯洁，就愈能达到经典作品的尺度吗?
答：迄今为止我的全部文学创作不过是一种试验性的工作。但是，这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我给了读者一种可能性，使他能够跟踪一种情况或一个人物，从其最原始的状态到最成熟的形式。举个例子说吧。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这个人物在我的每本书里都有，总是偶然提到他，他从没有直接参与过任何故事。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而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但是为了不损害他在我的作品中起的作用，我从没有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尽管大约十年以来我一直对奥雷利亚诺的生平很感兴趣，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去写它。
问：请问你写作的目的何在?
答：我写作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荣誉。最初我所以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朋友们读了我写的东西后更喜欢我了。现在我写作是因为我忍受着痛苦，只有写作才能排除它。
问：某些自命不凡的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会赋予生活和世界以新的面貌。你是这样一位可敬的、目的性很强的作家吗?
答：我不想用我的作品整顿世界。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以尽可能美妙的方式讲述人们发生的事情。我喜欢我的作品，但是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因此我能够背诵的，却不是我写的，而是胡安·鲁尔福写的《佩德罗·帕拉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