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志同道合两朋友
作者：尹承东／译
“是这样。在这方面我遇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处理圣索菲亚·德拉彼达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她得了麻风病。可以预料，在小说中她的命运也该是这样的：发现自己得了麻风病后，她便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为了不传染别人，进了麻风病院，最后死在那儿。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是建立在明智、仁慈和牺牲精神的基础上的，因此使那个结局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最后一刻我还是不得不把它改掉了，因为在整部小说里看起来，那似乎是用来处理一个人物的很残忍的手段。”
“我想向你提一个有关语言的问题，这是应一些朋友的要求，他们往往对你的某些断言非常担心。有几次谈话中，你断言口头讲的西班牙语和笔头写的西班牙语是对立的。具体是这么说的：‘我们拉丁美洲小说家企图用口头西班牙语写小说，而实际上应该用笔头西班牙语写小说。’具体点儿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这话的意思是说，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的笔头语言和口头语言是相同的，而西班牙语的笔头语言和口头语言却分得很清。我是说，西班牙语现实生活中优美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小说中优美的语言。我们还没有远离西班牙文学中那句典型的恳求的话：‘请告诉我，好心的人儿，难道你们就不能施舍给那个饥肠辘轳的可怜的孩子一片硬面包吗?’”
“那么，你认为西班牙语的口语和笔头语言分得那么清是由于什么原因?”
“我认为这是由于西班牙语口语是在大街上用的，而西班牙语的笔头语言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被束缚在语言的警察局里，这个警察局就是语言学院。设法把笔头语言从这个警察局里解放出来，逐渐缩小西班牙语口语和笔头语言的距离是我们西班牙语作家应该坚持不懈地去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我们拉丁美洲小说家已经在这样做了。”
“哥伦比亚自称自己讲的是最好的西班牙语，对此你怎么看?什么是最好的西班牙语?”
“我认为最好的西班牙语是最不纯的西班牙语，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使语言不断地发生变化。哥伦比亚的文化人自认为讲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西班牙语，实际上他们讲的是一种落后的马德里方言。与此同时，哥伦比亚严肃而受尊敬的作家则绞尽脑汁模仿16世纪的经典作家写作。最好的西班牙语是墨西哥西班牙语：它搀杂了墨西哥土著民族讲的主要方言纳华语、外来的英语、法语，还聪明地创造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新词；它要打破一切规律而获得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能慷慨地满足这种生机勃勃的语言的全方位的需要，因此它才让胡安·鲁尔弗的语言如此的美丽而富有震撼力。”
“我们转到另一个话题：你现在还去看电影吗?我记得，有一个时候，似乎你对电影比对文学还热爱。”
“30岁以前，我几乎每天都去电影院。我做影评，出席电影节，研究罗马的电影导演，就像影人那样电影不离口。在墨西哥我写了几个电影脚本，看过的人都说糟透了，但是我也了解了电影业内部的情况；我认为靠着一些那么狭窄的标准要创作出真正的电影作品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现在我每年只去看两次电影了，而且几乎都是看巴西朋友们的电影。惟有这些电影使我感兴趣，也许是因为这些电影的世界同我的世界一样充满梦呓，它们的作者是那样的疯狂，跟我要变得的疯狂一样。”
“哪些电影导演是你最崇拜的?”
“把我看过的电影全部回忆一遍，我觉得我最崇拜的导演是美国的奥尔松·韦尔斯，特别是由于他的《公民凯恩》；日本的黑泽明，特别是由于他的《红胡子》。但是我最喜欢的影片却不是他们两个的，而是法国弗郎索瓦·特吕弗的《朱尔和吉姆》，再就是意大利罗西里尼的《罗维雷将军》。让我远远离开电影的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看电影前必须要完成的那套手续和罗罗唆唆的麻烦事：必须要定好看电影的时间；必须排队买票；不能选择你喜欢的位子；你得忍受迟到者的干扰；你得忍受那种毫无顾及的男女接吻。最后，看的电影几乎都是很糟糕的。如果为了读书要完成这一切的话，那就没人读书了。”
“那么，你认为电影是一种处于危机中的艺术吗?”
“问题是电影正处在音乐只能在音乐会上听的那种年龄。我每天至少听三小时的音乐，但是我从不去音乐会。因为去音乐会跟出席婚礼或葬礼一个样：每个人都板着脸、非常的严肃；节目是在定好的时间强加于你的；而后，幕间休息的时候，你得向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我只在家里听音乐，很省事，按一下开关就行了。当电影也能这样做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一点很快就能做到——我看的电影比现在要多。不过，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我依旧认为电影不是一种艺术，甚至不是一种高质量的娱乐，因为它受着产业体制的制约。”
“在结束这次采访之前，我想听你讲讲卡米罗，卡米罗·托雷斯。他在中学是我的同学，大学是你的同学。那是在什么时候?二十四年前吧，我想。当时他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当时他可说是一个难以预见的人，这你记得。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谈政治；像惯常一样，都是聚在那些喧闹而凄凄惨惨的咖啡馆里。在那儿，黎明时的醉汉装着入睡，为的是单独跟女侍者留下来。我们坐在桌子上，卡米罗最正经，你很没教养，我是海边来的个野小子。还有一些别的大学的同学，跟这些人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因为他们有的平步青云，当上了部长。除了同学外，还有很多别的人，这些人的命运后来就不那么美妙了。波哥大当时是座比现在破旧的城市，比现在也冷，但不像现在这么忧郁；清晨的薄雾里散发着油烟味，街上行进着许多送葬的队伍，最新式的电车在街角处把拖着啤酒车的最后的法国佩尔切隆良种撞死。”
“你记得何时卡米罗要去当牧师吗?”
“记得。他从家中逃走去神学院。父母在火车站追上了他，把他关在了一个房间里，就像当时关跟情人私奔的小姐一样。我在那儿见到了他。他佩着灰色的套头斗篷，一边把他的书籍分发给朋友们，一边讲着要做出牺牲的使命；对此没有人怀疑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本色：绝对的平静，但是也绝对的勇敢而坚定不移。”
“他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上山的。你在哪儿又重新见到过他?”
“在巴黎。差不多是十年以后。他眼睛中还是流露出同样的笑意，有着同样的幽默感，尽管不乏稚气。但现在我觉得当时已经看出点他命中注定的东西了，这方面他有点早熟。我觉得他最大的力量在于他永远没有失掉的天真。”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波哥大，在他死去的四年前，当时他把一个小偷带到我们家来……”
“噢，对了，是带了一个小偷，他带着小偷来的时候我正跟你在一起。他想干什么?”
“他想在他给那个小偷找到工作之前要我们照顾他。那小偷是个隐密而忧郁的人，用餐时嚼起来没完没了；在餐桌上他给我们讲述他冒险入室行窃的故事。有一次讲的可说是《老人与海》的城市版本：他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偷了五层楼公寓里的一个冰箱。但是当把冰箱弄到大街上时天已经亮了，他没法弄走，只好把它丢到街角上。后来卡米罗为他找到了工作，让他重新过上了正常的市民生活，但是在他做小偷时认识了他的一个警察一天晚上撞上了他，看到他穿着讲究，口袋里又有点钱，二话没说一枪便结果了他的性命。卡米罗告诉我，他认出了他，把他的尸体掩埋了。我敢肯定，那个时候卡米罗已经知道他将手握长枪死去。”
“卡博，在政治上你怎样给自己下定义?”
“我是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共产党员。但是，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社会主义有现实的可能性，是拉丁美洲的良好出路。共产党员应该更积极的去战斗。在古巴革命的初期，我曾经试图加入这个党，正如你所记得的，我为古巴差不多工作了两年，直至由于一个短暂的冲突，我被抛到了一边。这丝毫没有改变我对古巴的声援；这种声援是持之以恒的，通情达理的，而且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它使我变成了一个散兵游勇的阻击手，没有杀伤力。”
“去年你在加拉加斯的一种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你要加入委内瑞拉的新党（社会主义运动党），它是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你要加入这个政党的目的何在?”
“我在报上发表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运动党是一个年轻而富有想象力的党；它有非常明确的学说，有自己以现实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有杰出的个人牺牲精神，有不会失败的革命决心。同时，这个党还有一点了不起新思维；这就是它的党员知道政治的严肃性并非和现代舞、西部片以及幽默感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对恋爱也并不羞羞答答。我跟他们的思维相同。我是他们许多领导人的私人朋友。我确信他们将在委内瑞拉进行革命。”
“有人会指出来，你是哥伦比亚人，不能参加委内瑞拉的党。”
“我希望开这么个先例，以便逐步打开虚构的拉丁美洲国籍的缺口。革命输出是我们拉丁美洲国家的标志，甚至发明了不干涉漏斗的合法性。玻利瓦尔在拉丁美洲战斗从政一直到玻利维亚；圣马丁则他的马能到哪儿他就战斗到哪儿；佩蒂翁从海地输出他的独立；上世纪联邦主义的首领们从墨西哥一直征战到阿根廷，就像行走在他们家中一样；哥伦比亚将军拉菲尔·乌里维·乌里维（他没有能打三十二仗，而且他打的仗全都失败了）有一次站在解放的委内瑞拉一边，跟自己国家腐败政府的军队作战。我认为当时他这样做是正派的，理所当然的。不错，这个腐败的政府就是在哥伦比亚打赢了一切战争的政府，而且至今依然执政。”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在你看来，拉丁美洲青年作家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种危险：思想的狭隘和急急忙忙地出版作品。一方面作为文学竞赛的评选委员，一方面也凭着年轻人寄给我看的文稿，我觉得很多人写东西只是为了推翻政府，大部分都是为了赶时间草草结束的。这里有一个耐心问题：应该明白，是出版者靠作家活着，而不是相反；因此，应该是出版者找作家，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请相信我好了，有时后电话里有那么多出版者都来找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拖了五年的时间才请他们出我的第一本书。这似乎是一种劝告：可是我从来不喜欢劝告别人，也从来不喜欢听别人劝告。但这没关系，就这样吧。归根结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我上了些年纪后第一次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