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加西亚·马尔克斯谈《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者：申宝楼／译
答：第一个影响是我不得不中断我写作中的小说。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我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当时我曾不切实际地想，举行发奖仪式和接受访者采访后，我便可以重新开始这本小说的写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做不到的。我被迫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社交活动，不得不无休止地在公众面前亮相。于是，我决定把已经开始写的小说暂停一年，以全副精力投入作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活动。就个人来说，得奖这件事对我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没有产生任何压力，也没有改变我的写作风格。只是当我重新执笔写那个已开始写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已经写好的那一部分，这样，我便把书稿全部推翻，重新开始。
问：那你改写了些什么呢？
答：我把小说的时间向前推进了50年。作品中的人物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是上年纪的人了，这样环境的描写得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因为这是一篇贯穿人物漫长一生的情史，是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期对爱情的思考，而不是像某些地方人们所指的那种老人爱情。为此，我不得不对上个世纪末的历史作一番研究，但没有打算搞得像历史学家们要求的那样严格和精确，因为我不喜欢卷入与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去，他们掌握所有的史料，并且分秒不差地编写历史。不过我在描写殖民地时期的时代气氛上，比如那时的生活方式，劳动形式，人们的饮食、风俗习惯等是一丝不苟的。然而这本书刚一出版，就有人指责我把加德尔阿根廷歌唱家、作曲家和演员。来哥伦比亚写在1914年左右不确切。对我来说，这些属于历史学家的事，我并不真正感兴趣。加德尔在哥伦比亚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偶像，深受人们热爱和崇拜，也许胜过在阿根廷。他很早就有了名气，他来哥伦比亚可能是在我写的那个时间的10年之后，不过，这无关紧要。稍微强求一下历史，让加德尔在那个时期出现，这没有什么坏处。
问：书中描写的城市是现实中哥伦比亚的哪个城市？
答：这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地方，它具有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三个城市的因素，这就是：卡塔赫纳、圣玛尔达和巴兰基利亚。这三个城市相距很近。比之于本国其余地区，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带与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地带及其它加勒比海地带更为相似。这一地区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要比它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状况更使我感兴趣。
问：你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答：我认识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他们对本世纪初的那些事情记得很清楚。我琢磨，本世纪初的风俗习惯与上世纪末最后20年的风俗习惯没有多大不同。那个时期，时光的流逝所产生的变化并不那么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与父母亲进行过交谈。老父亲是去年12月去世的，活了84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去看他们，同他们长时间地闲聊，但没有告诉他们那是为了写小说。书中所写的某一段时期的情史，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那一段时期之后，就变成另一段历史了。我一直说，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是某种“组合”。你从这些人身上取几块，从那些人身上取几块，这样你便会搞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木偶来。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从没有告诉过我父母亲为什么每天下午去他们的住所打听他们的爱情史。每次他们都很高兴地给我讲述他们的过去。有这样一件奇事：一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想问他件事。他曾当过报务员（小说里的主角也是报务员），我想知道，过去他们发电报的那一套极其复杂的方式叫做什么。那时的电报是这样发的，比如第一站要向第六站拍电报，首先得与第二站联系，第二站再与第三站联系，就这样依次往下发，由一个城镇传到另一个城镇。我问我父亲，这种联系方法叫什么，或者说那时叫什么？因为要再现那个时期幸福与不幸的气氛，熟悉那个时代的语言是至关紧要的因素。我父亲告诉我说，那叫做“联站”。“联”这个动词挺好听，也挺确切。他去世后，哥伦比亚一位记者根据追忆，发表了一篇对他的访问记。在这次采访中，有人曾问我父亲是否从未想过写点什么。我父亲回答说，曾想好准备写一本可能很有兴趣的爱情故事，但是由于有一天我打电话问了他把几个电报站的信号沟通起来的技术叫什么，并且当时他刚好知道我已动笔写书，于是便决定搁置他打算写的那本小说。当然，这是他去世后我才知道的，因为在他生前我们从未谈及这些事。
问：“联”得很妙啊……
答：是的。这就是现实生活给我们开的精彩玩笑和出现在小说里的真人真事。这些后来演变成了另外的人和事，但是始终都是以我熟悉的事件、实实在在的事件为基础。我无法理解，怎么能以简单的概念和纯粹的才智为基础来写小说的。写小说有其他的手段，而且是很好的手段。
问：赫胥黎……
答：对，赫胥黎有点是这样。有一个时期，我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不过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凭他的纯粹才智，并没有给人留下他有丰富生活经历的印象。
问：请你谈谈文学上有关描写亲身经历、情感和激情的题材。
答：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写他没有经历过的事，写他没有以此为基础而经过构思的事的见解，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永远也写不出从概念出发的小说，我从来都是以形象和情感出发，而整本书就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从概念出发可以写文学评论或专题论著，但不能写别的东西。
问：这样就有了爱情的历史，是吗？我在琢磨你书中所写的上一个世纪加勒比海地区人的不顺心的爱情。我问自己，这种爱情在哪些方面与我国同一时期可能存在的爱情有相似和不同之处。
答：这正是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题材，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表现的恰恰是“爱情是可以虚构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结尾时反身自问，在长达52年的时间里，与一个自己并不肯定是否与之相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怎么能获得幸福呢？她与这个男人的爱情发生在18岁至22岁之间，后来她拒绝了他的爱情，与另一个男人结了婚。这是我父母亲爱情的详细写照。这也就是我多次去他们那儿打扰他们的原因。
问：除你父母亲之外，你是如何搜集19世纪的爱情资料的？也许福楼拜……
答：我反复读了19世纪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作家的作品。19世纪具有伟大意义的小说是俄国小说，但是我想写的是另一种小说。我始终为之感动的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一书中女主角阿尔诺夫人一生的遭遇。当我意识到我脑海里酝酿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时，我便打算用后期浪漫主义的结构和手法把它写成就像是在19世纪写的那样，而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就是福楼拜。于是我就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整本书就像一台完美无缺的机器，没有一点纰漏。《情感教育》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过是反面意义上的帮助。根据我的记忆，福楼拜不仅在该书中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对那个时代也作了准确的描写。他为这一情史制造了在法国历史上来说是一个异常时刻的特殊气氛。那么，我就想知道，对于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处于火山爆发一样形势下的加勒比海地区的我这本小说，他怎样才能作出与《情感教育》一书同样的安排处理。结果，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看出了这本书与《包法利夫人》不一样，有纰漏。一方面是作者叙述的爱情故事，一方面是作者引用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史料，结构支离破碎。福楼拜没有能把两者成功地糅合在一起。重要的是我想学习19世纪小说的结构，以便能在20世纪用同样的顺时叙述法来写这本小说，这种手法效果很好。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很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从本意上说，批评家和诗人是唯一的一些高深莫测的人。我们小说家看别人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它们是怎样写的，然后把它们翻个个儿，拆下里面的螺母和螺丝，把所有的零件都摆在桌子上，一旦我们发现它们是如何写的时，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最大的教益，即知道了别人是怎么写的。我们小说家都是些作品结构的探根寻底者，就是从这样的目的我反复研读了上一世纪的一些小说。在开始动笔写作之前，我必须反复阅读和探究，因为在我对一本书尚未想好定型的结构并且全书就像被读过一样时，我是写不出来的。我觉得一部小说的后面不附上所参考的图书目录是不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们在他们的著作里却是附有这样的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