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三色堇
作者：阿尔弗雷多·阿尔马斯·阿尔丰索
我被安排到那个距离一切都那么偏远的城市去居住。母亲家的几个亲戚住在那里，他们的经济情况虽然不宽裕，但是餐桌上的饭菜并不短缺，因为在一个农村的家中，没有别的什么需求，院子里种着薄荷和洋葱头，以及每日食用的各种根茎，甚至饲养着产肉、产蛋、产奶、产奶油和干咸肉的家畜、家禽。此外，还生产玫瑰、各种素方花、伊克索拉花，种植莱冷、罗勒、帕索特、鼠尾草、被送去造天然气的欧茴香、芦荟、同这些花木轮种的番香瓜、牛角树、肥猪树、加拉巴木、红腊栗、弗鲁塔潘树、鳄梨树和咖啡豆。甜橙树独立繁殖，任凭灰鸫鸟、直里斯托福艾鸟和图鲁皮亚尔鸟啄食。我的表兄弟们的院子里只有一棵合欢树，但是那棵树足以用它那威严的阴影遮住半个院子。
看到河流和故道变成了一道道干涸、多沙的或穿了大孔的石头的裂隙，瓜查拉卡鸡、大田鼠或土耳其鸽子从割胶工的靶子中或设置的陷阱中消失，真让人难过。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只能吃粗糖、奶酪和木薯面饼。
我们刚从驴鞍上跳下来，我姨妈卡门·路易莎就把我带进一间卧室，那里躺着一个男孩，他和我的年龄相仿，有一样平直的头发和一样的大嘴。他对我说，大家管他叫奇佩，奇佩·塔拉切。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他比我稍微矮小一些。家族的这种现象仍然有其特点：由于相貌上的相似，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会立刻被认为是亲戚。
就在第二天我生来第一次看见毛拉·托尼托时，她正和奇佩在一起。当我来到她面前时——只隔着一段她自己故意保持的距离——我发现我祖父里卡多的藏书室里的《加勒比印第安人》一书中的木刻丝毫没有掩盖种族的真相。她那张面孔和雕刻家创造的人物的面孔一模一样：倾斜的眼睛，垂在前额和耳朵上的整齐的短发，由于总是赤脚走路的习惯而脚趾分开的脚。此外，就像人们在书中讲的美洲土人见到白人征服者就逃跑一样，毛拉·托尼托老是躲着我。
我讲过我的舅舅们修建的教堂，听到过奇佩多次讲述的这段故事：经灼烧镶嵌的、后来变成庇护神的圣像被几个在拉·康德拉里亚附近的荆棘丛生的地方收割雏菊的人捡去。他们东奔西走，遇到了另一个教堂的废墟，就是在那里的灰烬、被烧焦的房梁和周围长高的树丛中间发现圣像的。他们把圣像拾了去。外公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忍受了那么多雨打、那么多日晒，经历了那么多遗弃的废墟后，他又做了另一些人清求他做的好事。凡是人们恳求他施的恩惠，他都施与，有时还多一些。
他们从广场上的五棵高大的木棉树下和宽敞的大瓦房以及带栏杆的窗子下走过，其中一个窗口上挂着一个警察局的告示牌。奇佩说，他出生时那些木棉树就在那里长着，因为他记得它们一模一样；房舍被遗弃了，因为它们随时都回塌坍下来，那里曾经住着安赫尔·加大列尔的几个亲人。年迈之后他们都死了。
于是，他们走到一棵茂盛的三色堇前，花的颜色和叶子看去像个球一样。毛拉·托尼托站在那里，用啃指甲的孩子般的手指捻着一根小树枝。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课三色堇旁边，三色堇上长着许多紫色的枝条，它们由于本身的重量而垂在花儿生长的土地上。
“就在那里头，”奇佩说，“一个疯女人吊死了。她的茅屋被烧毁时，她的几个年幼的儿子被烧死了。她疯了，向大火冲去，衬衫着了火，她拼命地背着孩子们往外跑，但孩子们还是死了。于是她也死了，上吊死了。我哥哥路易斯说，夜间她从那里出来，从那里头出来，出现在别人面前。”
毛拉·托尼托平静地站在那里，看去她好像并不害怕那样的故事。我不记得是我还是奇佩，反正我们当中有人围着三色堇转了一圈儿，无意中走得离她近了点，毛拉·托尼托随着后退了几步。
当我们走到西埃洛井、对躺在像板岩的石板上睡觉的大毒蛇扔石头时，毛拉·托尼托站在泉水的高墙上，从里卡多·塔拉切的甜橙园吹来的风掀动着她的裙子。当我们走到立着十字架的地方让奇佩把我舅舅们做的十字架和大街上由他们种的附生胶榕树形成的走廊指给我时，我们看见毛拉·托尼托低着头用一根芦苇拨弄蚂蚁窝边的泥土，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而当我们淌着水下到马纳里托时，我们也看见她穿着她那件女衫，双脚的脚趾头叉开着。
当我们走进外公里卡多住过的房子、奇佩把他的屋顶倾斜的房间和挂着他的帕拉瓜纳棕床的弯钉——吊床用包着麻布的铁弯钉挂着，免得吊床挂绳嘎吱作响——时，毛拉·托尼托出现在或者很早就站在那里，站在浓密的印度柑橘花灌木丛旁，站在磨剑的石头和他在早晨坐着毛拉·托尼托晒太阳——在晒着他的脸的阳光晒着他的身体后——的一把椅子旁，站在浴室的小门旁——里头的厕所仍然原封未动，门后长着相当多的白色小灌木，一扇门板已经散架。那个时候一些油着绿漆的宽门板依然在那里支撑着，突出的窗口也仍然带着屏风，就像他从窗口观看耶稣基督从街上通过的时候一样，拉斐尔·马雷诺望见了他，看见他有些日子未刮胡子了，头发长短不齐，颧骨上的疤痕很深。毛拉·托尼托从这儿走到那儿，走到小水塘边，走到牲口栏门前，走到为主人做果汁的酸果树下。在他的房间的粉刷的某一面墙上写着一个日期：1914年6月8日下午6点55分。此外还有一个小十字架。我们离开时，毛拉·托尼托透过街角上坍塌的小梁望着我们走远。
中午，我们和堂赫纳罗的父母、他、卡门姨妈和我的全体表兄弟一起去墓地为外公上坟。看见毛拉·托尼托在墓碑旁并不感到意外。在慕地的墙上和埋尸骨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同造墓时一位舅舅用钢笔尖做的画有什么联系。对我的亲戚们来说，在那里遇见毛拉·托尼托也不应该感到奇怪。我相信是牧羊女在远处挥手向她致意。
阳光完全照射着刻着死者名字的石碑和在波特兰水泥板上塑造的装饰物：十字架和月挂树枝安放在带缨穗和花边的坐垫上。那个坐垫是外公直到临终前一直使用的。实际上，详细描述完全被长着长矛状的长花莛的百合覆盖住的坟墓，是不可能的。百合一旦开放，它那背面呈丙洋丁香色的白花瓣，具有丰富的黄花粉的雌蕊的花朵就会散落。肃穆的墓碑耸立在众多的坟墓中间。那些坟墓的主人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忍受着人类的某种热情的支配。
在烤人的阳光下，毛拉·托尼托凭着她那瘦弱的双腿，爬到后面的柱子上目睹了我们的家庭聚会，那里躺着塔萨班长，他是阿尔丰索少校的军官之一，也许是最好的。阿尔丰索就是我们身上骄傲地流着他的血的堂里卡多。这就是毛拉·托尼托带着某种天使股的象征意义参加葬礼时的安静姿势：把双臂用力交叉着放在胸前。
没有一天毛拉·托尼托不像害怕什么似的远远地站在那里陪伴着我们。如果我们偶然走近她，她就会往后退几步，好像她早把距离量好了一样。
在圣婴游行——是城市和整个教会施过洗礼的人虔诚地参加的节日活动——的时候，毛拉·托尼托加入了人群，在拥挤的游行队伍里我们感觉到她那双洞穴里的小鸮似的目光在平静地注视着我们，就像夜晚路边的小鸟窥视要捕食的虫子一样。当我们几次去屠宰场的胡同的时候——因为有人叫我们去，不是为了捕捉欧石楠中的蛾子便是为了别的事情——，总遇见毛拉·托尼托：她走来走去，躲躲闪闪，时而头上顶着一些用藤条捆着的棍棒从这儿去那儿；时而像扛着死人的守夜蜡烛似地扛着一些牲口腿从那儿走到这儿。这位毛拉·托尼托具有一种缺乏纯真的童年的特点。
在准备回我们自己家的那天黎明，无论奇佩还是我，都没有猜测毛拉·托尼托会不会来送别。但是我们没料到，她竟出现在离广场最近的街角上，并在房舍的锌皮滴水的路边尾随着我们，直到雇工用龙舍兰鞭子抽打驴子、我们开始走向瓜库科峡谷的下一个隘道——但愿上帝保佑那条路别被夜间的一场洪水冲垮。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是那个毛拉·托尼托，老是出现在薄荷丛中，出现在水退后总是长得茂盛的藤本植物丛中。
“你要走了？”她用纤细的痛苦的声调低声说，“你走了永远不会再来了吗？”
我最后一次回头时，看见毛拉·托尼托，或者对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来说她所意味着的人，仍然站在那里，站在她出现的地方，高高地举着手对我说再见，她仿佛举着一束从她永远和我分手的地方采的深紫色的花。初升的太阳用它的光芒把她从我的视线中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