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小兄弟
作者：罗妮特·马塔龙
徐 航/译
“你看，快看那些鸟，”尼索喊着，“你喂得越多，它们来得越多。”他和戴维迪克正坐在马根-大卫广场的一个漂亮的水泥凳子上，看着鸽子不辞辛苦地在瓦砾间啄着饼干屑。尼索叉着腿坐在那儿，掰着剩余的皮塔饼②，看着饼屑落到他茄克衫厚厚的褶皱里。他盯着行人们千篇一律地走过去，空洞的眼神在广场的这番景象和再远一些的地方上稍微停留片刻。等他们走到人行道的边缘时，就再也看不到鸽子了，这让他很难过。自从那场灾难降临到他家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了。他第一次开始思考这场仿佛用巨大的爪子箍住他的灾难。就像午夜会把他吵醒的收音机的吱吱声一样——不是突然地，而是自动地——让他的思绪不由得转到他母亲或他嫂子拉切尔身上，特别是他母亲。
他首先从那间长宽各九米的房间想起——两个沙发抵墙而放，还有一张铁行军床，眼睛失明的祖父一直睡这张床，直到去世，他夜里就靠拄着拐杖笃笃地走路。他想起每天早上都会看到母亲的背影，母亲坐在阳台上喝着咖啡，几乎一动不动：多肉的脊背，圆圆的肩头，胸罩的带子勒进了肉里，头发扎得像个小圆面包。他知道在她对面，仿佛是为了一场戏剧演出而安设的一样，右边是脚手架，左边是一片废墟。在举行悼念仪式的那个星期，他还去看过那片遭毁坏的地方。他看到了血迹，还用手摸了摸那些石头。他一直想去看一看。“应该要结束了，”有一次她这样说，那时灾难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遭受的痛苦，不是像个客人，而是作为一个家员，融入她生活的核心，立刻接纳她的日常工作，好像物取原处一样；就如同她曾经说过的：“死去的已经死去，活着的还得继续。”她带回来一个高中女学生，帮阿弗纳的大女儿学数学。
戴维迪克伸展着腿。“如果我能卖掉五件汗衫，”他说，“老板就会给我一件的工钱，还管伙食和我需要的一切。我只要懂几句英语就行了，你看，游客很多呢，他们总会问各种问题。”尼索没作声，只是把手放在水泥凳上摩挲。“是小孩的还是大人的？”最后他问道。“是小孩的还是大人的？什么意思呀？”戴维迪克说着，不安地香烟从一只手转到另一手。“汗衫，”尼索说着站了起来，“是小孩穿的还是大人穿的，不同的衣服价钱不同。”戴维迪克想了一会儿：“丹罗他没说。不过你讲的有道理。明天第一件就是去问问他。”他用一根在地上捡的火柴剔着牙齿。
尼索伸展一下手脚。“嘣！”他喊一声，然后跑过去，伸开双臂驱赶着鸽子。“你干吗？为什么要这样？”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人恼火地问，“为什么？”尼索重新坐下来，头靠在水泥凳的靠背上。“因为我喜欢。让它们回到它们本该生活的地方去。”他半闭着眼睛，看着那个金发女郎，她已经在那个自动扶梯边站了一个小时，这会儿正和戴维迪克在说着什么，还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吮吸着沾在上面的冰淇淋。她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迷你裙，黄色的头发烫了卷。不过，头顶上的是直的，发梢处卷着，是时下流行的款式。戴维迪克站在她前面，不停地把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上。“他并不适合她，”尼索这样想着，他看见她把穿着红袜子的膝盖伸到戴维迪克的两腿之间，然后当戴维迪克移开时，他看到她的嘴张得大大的，把脸都拉扯得变了形，这让他觉得不舒服。
“她同意了。”戴维迪克说着，扑通一声坐回到凳子上，捋着头发。“我们要约会了，今晚九点。她会再带个女伴来，这样我们就凑成两对。”他抓起凳子上的塑料袋。“走，我去弄辆车。”他说。
等他们起身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乎想都没想，他俩便把手插进裤兜，头窝在衣领里走了。尼索的新牛仔裤摩擦着发出声响。他圆圆的面颊上依然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显得模糊不清。他厚厚的下嘴唇朝下巴咧伸着，一看就是脑子里时常在思考自己问题的那种恍惚神情。他的脸上长着软软的汗毛，浓密的眉毛，深陷的眼睛，长而闪亮的睫毛不时地眨动着。他的上下身体仿佛无法互通一样，不成比例：瘦瘦的长腿托着一个又宽又厚的胸脯，胸脯像一卷纸一样缩在两个肩头之间。戴维迪克比他大一岁；他瘦削的身体好似以一根看不见的软骨为轴包裹而成的，从他的鼻子开始，穿过肋骨中心，到脚踝为止。他大大的鼻孔不安地翕动着。总之，在他面部那绷紧的透明皮肤下面，总好像有东西在动着，仿佛卡在玻璃板下的虫子一样。
戴维迪克专心地研究着贴在汽车站的雨蓬上的一张“盖丽”牌汗衫的海报：一个苗条的黄发女孩穿着粉色和蓝色相间的汗衫站在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伸开双臂，一条腿抬起来。一个男孩坐在一张凳子上，膝盖耸起来抵着下巴，微笑地看着她。“这种汗衫真不错，”戴维迪克咂着嘴说，“只是价钱比我们的贵一倍。”尼索不屑地看着那个翘起大拇指、还把指甲染成红色的女孩，和那个男孩，他的肤色就像那件汗衫一样粉红，一副对自己对公园都很满意的神情。他看得越久，越觉得眼前这一切虚假而不真实，包括那个运动姿势都缺乏可信度，不像是真的。“别看了，”他对戴维迪克说，“毫无意义，毫无意义。”
他们在街道拐角处分手了。尼索还有三个小时要打发，他决定去拉切尔那边看看。阿弗纳用煤渣砖搭建出来的那层房依然了无生气地立在那里，还有那个他不知道该怎么盖才好的屋顶，可笑地洞开着，就像一条被长颈鹿撕咬去一大片的包头巾。房子的另一半已经被拆毁了。这儿离他父母的住处非常近。阿弗纳曾经一直盘算着盖好以后让一家人住到一起来。尼索又看了看右边的脚手架，阿弗纳曾经站在上面。他从下面可以看见他的胶底运动鞋的鞋尖。从哈姆的汽车库里传来哇啦哇啦的收音机里的吼叫声“就我和我的冲浪板”，然后一个警察高声说：“能不能安分一点啊？”于是，有人关掉收音机，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年前，当有关拆除的风声从市政当局传出来之前，他母亲就以为房子至多还要六个月就能建好，然后一切就都能解决了。她忙碌着从承包商那儿跑到油漆店，再到弥漫着灰尘味的建材店，店里的各种金属、螺丝和钉子就像糖果一样摆放在各自的抽屉里。她在里面挑选着，老到地讨价还价，根本不像个小顾客，倒像店里的卖主。尼索不耐烦地站在一边，看着漆桶和摆在柜台上的那些东西。柜台上留下了那些顾客黑黑的手指印，他们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衬衣兜里塞着小尺子和烟盒。每到周六空闲的时候，她就会从爷爷身边溜开，站在下面给阿弗纳递煤渣砖去。拉切尔会隔开一段距离看着她和阿弗纳怎样讲话，怎样打起来。他俩既是团结一致的合作伙伴，又是充满政治斗争的同志。
他母亲不止一次丢下在建的房子不管，还把阿弗纳赶出她的家门。可是后来他俩又会和好。她会在晚上来到他们家，一副既认真又担忧的样子，还把工钱写在她厚厚的、笨拙的手上。他们很快又会陷入无止境的争吵中。
有一次，打完架后，尼索看到拉切尔待在洗手间里。她靠着水槽，头埋在双臂之间。“那房子没有完工的时候，”她对他说，“永远也盖不好的。”后来，她恳求着眼睛盯在电视上不眨眼的阿弗纳，让他别再管这房子，搬到某个基布兹去，或到卡米尔那边去，她姐夫会帮他找份工作，他们可以住在小教堂里，那里面很干净，很多孩子们可以在外面玩耍，还种了很多他们叫得出名字的花卉。她哀求他别再管这还没建好也永远不会建好的房子。“我们把妈妈一起带过去，”她说，“我们把妈妈和尼索都带过去，这样他就能象模象样地去上学，做一个真正象模象样的人。”
这会儿，他走进来，看见她坐在厨房里剥豆子。那对三岁的双胞胎在她脚边，拿着几片木头和一个从拖鞋上扯下来的绒球在玩耍。他就一眼就看出她的腹部瘪了一些。等她起身冲咖啡时，他看得更真切了，除了那个晃动着的大肚子，她身上几乎没什么肉了。她走得很慢，拖着步子，取出咖啡壶和糖包后，她的双手几乎带着一种孩子气的严肃缓慢地将封口小心翼翼地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