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们都是黑人夏甲的孩子
作者：杨雪莲
妈妈说：“我和弗雷迪谈过，他让我向你问好。”我哥哥还在读书，以后想做律师。我吻了一下妈妈迎来的脸颊，她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我问心无愧。”她曾对我说过。她黑色的脸颊上稍稍抹了些胭脂。一般说来，妈妈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她住在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天地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会侵害或者伤害到她。弗雷迪和我来做客时，她总会让我们进入她的天地里，但她会一直盯着门看，万一我们说错话，她就把我们扫地出门。我到朝鲜三个星期后就收到了弗雷迪的来信：“你千万要活着回来，否则妈妈就像变了个人。她总是以泪洗面。”我在朝鲜时，从弗雷迪的那些来信中得知，妈妈总为我不在身边而感到心痛，我花了数月时间试图安慰妈妈要坚强，就像我童年心目中那样不可战胜。
我轻轻拍了一下妈妈的胳膊肘，从她旁边走到彭尼姑妈跟前。我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她和阿尔姑父在西北区的第5大街和O大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小的时候，弗雷迪和我都能吃到男孩子想吃的所有糖果。“嗯，真讨人喜欢。”彭尼姑妈说。那天天气很暖和，但这三个女人一直戴着手套；这些手套也许是最后一次被这几个黑人妇女戴着东奔西走了。“嘿，艾吉。”姑妈边说边转向阿加莎小姐。我紧紧地抱着阿加莎小姐，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虽然从朝鲜回来后不久我们见过面。那时候我必须穿着制服去看望家人和朋友：黑人离家去打仗，活着回来后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为他祈祷的人。我还在朝鲜时，阿加莎小姐惟一的孩子就被杀害了，弗雷迪把《每日新闻》里的有关报道寄给了我。艾克·阿普顿总是很不走运。我上初中时他把我打出血来了，弗雷迪找到他也同样揍了他一顿。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艾克的苦头。我在弗雷迪寄给我的报道上还看到一张艾克戴着高中毕业礼帽的照片。
阿加莎小姐脸上的皱纹足有三个女人的那么多——艾克坐下来吃晚饭时被人从后面用枪击中头部而死去。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阿加莎小姐说，“也许在市中心与白人共事很适合你。”我八岁时去参加一个男孩的生日派对，并花了几天时间把我在那度过的美好时光及那个男孩收到的所有精美礼物告诉弗雷迪。和弗雷迪聊完之后的第三天，妈妈面无笑容地对我说：“记住，所有过了快乐生日的孩子都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我问阿加莎小姐：“你过得好吗？”
“还行，我就这样吧。”
妈妈走到我身边。我知道她一直在我身后打量着我和这个房间，找到了可以用来指责我的理由。她脱下手套，慢悠悠地，一个指头接着一个指头地脱。“她到这来是想请你帮忙的，”妈妈说，“艾吉觉得你懂得比较多。我不能告诉她这有什么不同。”我看着她。“她有自己的想法。”我随时准备着和战友到阿拉斯加去淘金。（当我提及自己的计划时，妈妈说：“我认为白人不会让黑人进入白人聚居的阿拉斯加。”）正如我战友说过的，这样的“好事”听起来就像一道隔在我和黄金、汽车、衣服之间厚厚的屏障，只有女人而不是我才能够颤巍巍地看上它一眼。我已经准备好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我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退役军人，这里没有什么适合我做的事情了。我想走得远远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也许可以帮助我不再去想那个死去的白人妇女。“A moll is gav vain ah rav und ah rabbit sin.①”那个女人临死前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把她救活了。她从有轨电车的车道上站起来走开了。“就帮一次吧，我们不会要求太多。”妈妈说。
女人可能就是这样。上次我告诉希拉·拉金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时，她甚至也这样说过：“上天为证，我对你要求不多，朋友。”也许在阿拉斯加我对女人会有新的了解，会成为与众不同的老手。妈妈打开她的手提包，把手套往里一放，看着我——她养活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吧哒一声把包合上，那声响整个房间都听得见。
“他们杀了我儿子艾克，”阿加莎小姐说，好像我需要再次提醒似的。我去朝鲜的第一年，仅华盛顿特区就有六十六人被杀害，艾克就是其中一个。“差不多两年过去了，他们的行径没有比那天更恶劣的了。”
“如果他们有所行动，那也是不公开的，”彭尼姑妈说，“又有一个黑人男孩掉了脑袋。他们对待夏甲阿姨的所有孩子都这样，上帝都会为他们的行径感到耻辱。”
我妈妈说：“彭尼，你现在先不要着急。”她们三人中，妈妈年纪最轻，阿加莎小姐最年长，至少比妈妈大五岁。当年在亚拉巴马州她们三个还是姑娘的时候，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白种男人盯上了阿加莎小姐。他试图把她拖到林子里非礼她。妈妈和姑妈捡起石块把那个男子砸倒，砸得他失去知觉瘫倒在地。随后，她们三个有点吓得不知所措，在林子里抱头痛哭，担心有人会报复她们。她们都光着脚。那个被砸得半死不活的男子在林子里躺了三天，身上盖着树皮和树叶。虽然他不是富翁，但他是白人。因此警察找到他时，无论是死是活，他们都会尽一切办法查清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我给阿加莎小姐搬了张椅子。她坐下后，就取下帽子上的扣子，并把帽子脱了下来。她还把帽子上庄重的黑色面纱拉到一边，她的裙子和那双式样陈旧的半高跟女鞋和面纱的颜色一样，都是黑色的。一年多了，她还在悼念着儿子。
“我一直在等待，也给警察打过电话了，”阿加莎小姐说，“我只想弄明白是谁杀害了我儿子，这样我才能安心。至于如何惩罚凶手，那就听天由命吧，但我得知道真相。我甚至和某街2号的黑人警察谈过。你知道黑人警察会帮助我的。”
“艾吉，我的意思是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肤色，”彭尼姑妈说，“黑人一扎到白人堆里，他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阿加莎小姐，我不是侦探。”我说道，先看了看她，又看看妈妈。在朝鲜我一直是军警，但什么事也没做，只是偶尔对某个南方的贫苦白人耍点威风而已；帮着把醉鬼带回他们的宿营地，如果他不把东西呕到我身上，就算谢天谢地了。但谋杀是斗殴生涯中比较复杂的事。而我，一个老兵，曾听到阿拉斯加人唱过，既不想主动去做一番大事，也不希望别人把大事推给我。我才二十四岁，轻松的生活刚刚开始，穿着软底鞋这里跳跳，那里跳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