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特立独特的批评家
作者：王予霞
［关键词］ 审美 政治 反恐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去世，随即《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纽约邮报》等报刊都登载了大量的纪念文章。《纽约时报》的评论① 指出，桑塔格以其前卫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成为20世纪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彼得·汉弥尔② 认为，桑塔格的名声源自于她的著述，在著作中，她以学理的形式放胆探讨各种外在于学术的现实问题，其批评理论将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与评价。《新共和》杂志的文学编辑利昂·威斯尔特③ 认为：“贯穿于桑塔格著述的主题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达到道德与审美之间的适当调和。”她拓宽了人们重新思考问题的视野。可以说，桑塔格的理论破除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壁垒，她大张旗鼓地倡导以审美方式研读社会文化，标榜风格高于内容，使战后美国文学批评发生重大转折。
纵观20世纪西方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审美激进与政治激进始终纠缠抱合在一起，它们既对立冲突，又交融互通。现代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三场文学运动经历了从审美激进、政治激进到文化激进的嬗变过程。在尖锐对立的背后，无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反艺术而艺术”，实在是知识分子政治边缘化的激进表述，由此奠定了审美激进与政治革命的同构呼应关系。正如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说到底，世界上只有两种基本态度或观念：审美的和道德的。”桑塔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虽然未曾赶上“红色30年代”，但却成长于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故而也走上了一条文学批评与现实政治剧烈碰撞契合的道路。
一、 从审美到政治
1964年，桑塔格以《“营地”手记》 脱颖而出，令纽约批评界刮目相看。在文章中，她从王尔德的著作中撷取警句，阐发了普遍存在于同性恋文化中的现代感受力，并且聚焦了技巧、夸饰及崇敬等文艺问题。她指出：“营地经验是建立在这样的伟大发现的基础上的，即高雅文化的感受力并没有垄断高雅，”“坚持高雅文化与严肃快感者正在剥夺自己的快乐；他继续限制自己可以享受的东西；在其高雅旨趣的不断运用中，最终将曲高和寡。……在此，作为大胆睿智的享乐主义，营地旨趣是与高雅趣味相伴生的。营地旨趣让人在陷入长期挫败的危险之前快乐，且易于领悟吸收。”④营地体现了先锋文艺激进思想，即把道德判断与审美体验契合为一体的倾向，桑塔格倡导的营地正是要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对待现实。
显而易见，桑塔格的文艺理论贯穿着激进的思想感情，当传统遭到批判与否定时，她就在审美领域内自由理解，随机发挥，大胆标新立异，表达与传统的决裂。如果说，今天《“营地”手记》已经失去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那是因为桑塔格所倡导的先锋美学思想得以普及的缘故。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阿瑟 ·C· 丹图指出：“桑塔格发现营地中的审美，与正统世界所认同的那种观点大相径庭，她坚持让营地以某种方式直接呈现出来，她为波普革命作了准备，通过沃赖尔和其他人，从诸多方面看波普革命实质就是一次同性恋革命。她并没有制造同性恋艺术，可是她却把它带入了观念之中。她为人们提供了一套谈论与思索同性恋的词汇。”⑤
桑塔格的反叛并没有局限在美学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领域。1966年3月，在普林斯顿俱乐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桑塔格作为极富争议的青年作家发表《作为批评家的作家之职责》的讲话。她明确提出作家要积极参与政治，“作为批评家或持异议的作家之职责，就是要对近百年来我们文化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提出解决方案，”“作家是清醒意识的楷模。”⑥她指出：“在我看来，美国作家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对愚蠢且丑陋的自以为公正的事情、对由于我们政府的方针所引起的不道德的危机和在越南的行为大喝一声。……越南战争干扰、抑制和挫败了我们所有的人。显而易见，这个国度中的大部分人可以忽略这种伤害，但是作家应该站在少数持异议者的前列。那些少数人有勇气担忧，他们说‘不’，他们大呼‘停下来’。”⑦在桑塔格看来，作家就是持不同政见、清醒意识的社会批评家，他们应该自觉成为社会的良心，为社会正义而呐喊。这一主张，桑塔格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60年代的美国革命是一场卓越的精神文化革命，许多革命精英完全不是政治的，如马尔库塞、布朗、梅勒等人都是文化名流。在美国，精神救赎与政治解放之间的界限向来很模糊，因此每次政治革命必然引发文化的变化。新左派与老左派之区别也体现于此，新左派们更热衷于文化革命。诚如阿罗诺维（Stanley Aronowitz）指出的那样，60年代初美国存在着两种独立的激进力量：新左派的政治运动与先锋派的替代性文化生产，二者在60年代晚期汇合成反文化狂潮①。桑塔格也毫无例外地由审美激进出发，逐渐发展为政治激进，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界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 激进的政治之旅
冷战格局中的古巴革命、越南战争、中国革命激发了桑塔格的政治热情。 桑塔格看到，尽管美国新激进分子比老左派更富知识性、敏感性和创造性，但是他们仍然以自我反叛的方式向社会体制发起进攻，使个人主义与政治激进互为表里。她感到新左派的激进思想仍然囿于亚当·斯密的理论范畴，即在革命活动中对私人的利益追求必然导向公众利益，难以有新的突破。桑塔格认为革命必须是世界性的、总体的，所以她便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革命，以寻找西方社会的解毒剂。
60年代初，桑塔格奔赴古巴，考察那里的革命，发表《以正确的方式思索、热爱古巴革命》。1968年，桑塔格发表《河内之行》，成为其公开投身政治运动的标志。1973年她又赶往中国，感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河内之行》真实地记录了桑塔格越南之行的观感，体现了新左派与第三世界革命的剧烈思想碰撞。虽然越南是她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她可以在政治上声援越南革命，但是现实中却难以走近它。她真切地感受到美越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自己的西方文化身份特征。她试图在美越文化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以便消除“作为演员（他们）和观察者（我）之间的差别。”
桑塔格在河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这里所坚持的是一种责任感，我对自己的影响不抱幻想，即便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我也感到有必要留在这里讲话。”②作为“美国朋友”，她被北越政府邀请去的，所以缺少角色选择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她忽略了对越南文化和越南人民的必要了解与认识，行动本身便带着盲目的“革命激情”。此外，她一直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越南文化，最终陷入尴尬。
在旅行中，桑塔格与越南保持着距离，始终作为“观察者”来经历与体验越南的。她发现，在越南“尤其难以看到作为个体的人民……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以同一种风格讲话，讲述着相同的事情”。③她最大的困惑还在于，“部分的责任（他们的和我的）是这种漂亮的语言：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陈述句，所有的话语要么是解释性的、或者询问性的。这里的每个人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所有的词句都属于同一种辞令：斗争、轰炸、朋友、侵略者、帝国主义、爱国者、胜利、兄弟、自由、团结、和平。”④桑塔格虽然钦佩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奇迹，但却无法接受越南的集体话语。她说：“当我听到这些陈词滥调时，我情不自禁地体验了他们官方话语的内涵，虽然现在我还无法指出这种话语的实质（即这些词汇所指涉的现实），我确实承认它所预设的背景与感觉范畴。话语的伦理与美学的断裂痛苦地暴露在我面前。”①桑塔格虽然同情与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但却十分厌恶越共千篇一律的革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