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命令与责任

作者：宋健飞

　　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一个人，因其罪行而死的人比汉堡的人口还多，换句话说，汉堡及其近郊可以因此而荒无人烟。这一比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经和汉堡及其邻近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跟汉堡的百姓一样，他们当中也有聪明的和不聪明的，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或不情愿地去上班。所有这些人，其中包括能干的和不能干的，都在这个地球上拥有过哪怕是十分寒酸的一席之地。而应对他们的死负责的那个人，没有亲手杀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他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的动机，比如出于嫉妒、贪婪、仇恨，或是因为那种出于阴暗心理而且毫无道理的病态破坏欲望。但阿道夫·艾希曼没有这种病，他对自己的牺牲品很可能连恨都谈不上。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屠杀的罪案。其实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只是因其行径的残暴才得以出人头地。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完全正常，而且是个德国人。完全是我们德国的历史把他推上了那个位置，使他有可能掌握比汉堡人口还多的黎民百姓的生死大权。
　　倘若我们就这么浮泛地用“不愉快”和“难以了结”来形容这段德国历史，并且以为从此找到了新的时髦词而沾沾自喜的话，那么在使用它们之前应该仔细想想，其词干本身所含的“愉快”和“了结”之褒义就足以让人倍感意外。难道真可以想象，哪怕有一个德国人能够在心头了结过去的一切，而且愉快地躺在自己的沙发椅上享受现在并憧憬未来吗？不负责任地对待历史无异于欺骗自己，那种心安理得地接受德国现实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审判艾希曼不会澄清人们以为只有通过此案才能澄清的任何事情。艾希曼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对他本人的罪行法庭会在耶路撒冷作出判决。可以肯定，出庭的不会只有艾希曼一人。那段造就他的历史不是一种偶然，而事件本身所带有的偶然性，想必仅在于它碰巧发生在艾希曼的身上，其实明天受审的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人。艾希曼是奉命行事的，而“命令”一词在法庭上将会十分频繁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执行命令，传达命令，而脏手的活则是由数不清的侦探和刽子手替他完成的。他有一个秘密国家——党卫军之国——供其支配，这个黑暗的混合体不过是组成这个卑鄙国家的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界线难分的阶层之一。当时，有人在教堂里为战争的胜利祈祷，而他们的同宗教友却在集中营里天天惨遭刽子手的折磨；当时，不少人尝试阻止尚可以被阻止发生的事情，但假使他们不卷入这场是非，也就无法采取这种阻止行动。当时，有公开的抵抗和秘密的抵抗，从而形成了一支清楚表明卷入和抵抗相互夹杂交错之程度的庞大队伍。当时，还有一大帮冷眼旁观者，他们对现实视若无睹，听而不闻，置身世外，日复一日，餐复一餐地混过那可怕的战争，而这战争的一方面将同艾希曼一起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或许人们以为，若通过公审艾希曼，用再分摊的方式来开脱罪责，将会是十分容易的：计一笔到奥伦多夫头上，算一分给赫斯，再分一条人命进入巴赫-策勒维斯基的账，以此分配，直到结清为止。殊不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总会有一部分责任无法落实，从而转嫁到我们的后代身上，让这些无辜者来承担。纳粹瘟疫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可能作为一段历史插曲而被人视为已经过去和了结；它污染了我们的思想和呼吸的空气，毒化了我们所讲、所写的语言，其方式之罪恶，绝非在法庭上能够澄清。在这一瘟疫的传染区内，“责任”一词无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命令”——正是该词在耶路撒冷面对法庭的审判。使纳粹分子彻底遭人唾弃的是，这些人1945年后居然一个不剩地销声匿迹这一事实。而他们让人从冒险的职位上和最遥远的角落里抓到法庭上来竟是为了拒绝承担罪责！所有遭受过纳粹瘟疫侵袭的人都有一个主要症状，即无法解释的胆怯和概不负责的心态。用“不可思议”一词来形容这一现象可谓恰如其分，而且其中的不可思议之处，任何一篇新闻评论、也不管哪条醒目报道都无法说透点明。想拿艾希曼一案做文章，制造轰动事件，就好比要从中为自己捞取某种政治资本或给别人罗织某种政治罪名一样，是极不负责的。在这一诉讼案里，阿道夫·艾希曼的个人问题已经清楚得无需多费笔墨：人事档案、个人简历、再加上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相当于汉堡人口那么多的死者负有责任。不过，很可能剧本已经写出，影片已准备开机，胶卷已经上好，光圈已经调准，全世界都在迫不及待地等着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为人所知的事情被公诸于众。然而，这种心情拯救不了任何用那个词不能拯救的事物，解释不了任何用那个词不能解释的问题，这个词便是即将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审的“命令”。说到命令，有那些十分可笑而且让人憋住笑予以执行的小命令，例如：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接下来还有大点的、重要点的命令，比如瞄准靶子射击。这些大大小小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汇合成那个阴森可怕的杀人命令。杀人的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令人深思的只是：被杀者本来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他们是敌人，是渣滓，对这种人的死是无需负责的，因为这一切都有一个包揽了所有责任的词作其后盾，它就是：命令。
　　在耶路撒冷，“命令”一词将会经常回响在人们的耳边，而与之相提并论且密不可分的另一个词则是“服从”。人们不应当只让证人和幸存者同阿道夫·艾希曼对质，而且也应该让那些没有服从命令的人出庭。当时有这样的人，而且其人数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要多。在那场如今同艾希曼一道被押上法庭的战争中，有许多命令没有被执行，如开枪的命令、爆炸的命令……正是由于这类命令没有被执行，不少人得以死里逃生，许多城市和桥梁能够免遭摧毁。违抗命令不愧是一种光荣的过失！无数违抗命令者因不愿意执行杀戮和破坏任务而命丧黄泉；还有无数人试图推翻那个把艾希曼送上他得以执行命令的位置的政权——这些人应当永远载入我们子孙后代的教科书。艾希曼在一个拒绝服从命令属于高尚品德的时代里扮演了服从命令的角色。几天前，我从一位女诗人的口中听到这样一段话：“忍耐是白天的清一色戎装，心灵上悬挂着的希望之寒星是勋章。它应该颁给临阵脱逃的勇士，对敢于反抗自己人的英勇无畏予以表彰。还有那些泄露卑鄙秘密的叛徒和无视任何命令的逆党，也都是嘉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