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父亲的建议
作者：佚名
我移民的想法来自于我的父亲。那是1990年，戈尔巴乔夫时代慢慢地进入尾声，当然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父亲已经知道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拎着一小瓶啤酒说：“伟大的自由又重新来到了咱们的国家。人们会欢庆它的光临，大家会欢歌畅饮。但是自由在这儿只是一位客人，它在俄罗斯呆不长久。儿子，把握好这个机会，别只顾到处闲坐喝啤酒。最大的自由就是逃走的机会，你得抓紧，不然当自由重新消失的时候你就只能久久地站在那儿对着它喊：哦，机会，请等一下吧，你是多么的美好啊。”
我的朋友米沙和我一起前往柏林。米沙的女朋友飞往鹿特丹，他的兄弟去了迈阿密，而戈尔巴乔夫则到了旧金山。他在美国认识某个人。对我们而言柏林最容易，去这座城市我们不需要办任何签证，甚至连旅行护照都用不着，因为它还不属于联邦德国。火车票只需要九十六卢布，旅行目的地并不远。为了搞到车票钱我卖掉了我的随身听和斯克瑞明 · 杰 · 霍金斯①的磁带，米沙卖了他收藏的唱片集。
我没带多少行李：一件漂亮的蓝色西装，是我从一位钢琴师那儿继承来的，一条俄国烟和几张军队服役时的照片。在莫斯科的市场上我还用剩余的钱买了几个纪念品：一个套娃，脸色苍白，躺在一个小棺材里——我觉得很有趣，此外还有一瓶“富裕”牌伏特加。
米沙和我在火车站会合，他也只带了很少的东西。那时这条线上的俄罗斯人还不多，只有一些小商贩。半列火车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追逐冒险的幻想家。旅途的两天过得飞快。贴着“富裕”标签的伏特加已经喝光，烟也抽完了，套娃也神秘地失踪了。当我们在利希滕贝格车站下车时，我们需要先花上几个小时来熟悉我们所置身的环境。我已经精疲力竭，蓝色西装皱巴巴的满是污渍。米沙的皮背心——他在火车上和一个波兰人打牌赢来的——也同样迫切地需要清洗。我们的计划很简单：先认识人，建立关系，在柏林找个地方落脚。我们结识的第一批柏林人是吉普赛人和越南人。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越南人带着米沙去了马尔查恩，他们就住在那儿的一栋宿舍里。就在那里，在马尔查恩的丛林中，他们把他拉扯大，就像影片中泰山那样长大的一样。他在这里学到的最早的语言是越南语。其间他在洪堡大学学习多媒体。每次我叫他泰山时，他就很生气。
那时我跟着吉普赛人走了，我们到了比斯多夫，他们就住在那儿原东德部队曾经驻扎过的营房里，现在则变成了全德红十字会的一个接待处了。在入口处我得交出我的国内护照，这样我得到了一张床和用锡箔纸包着的食物，上面写着“祝您好胃口”。
吉普赛人在兵营铁丝网里过得很舒服。午餐之后他们马上去城里做他们的买卖。晚上他们会带着一口袋零钱回来，经常也会带着一辆小汽车。口袋里的钱他们从来不数，而是把它们交给他们的比斯多夫小酒馆，这样他们可以在那儿整夜地喝。完了之后一些比较强壮的家伙就爬上旧车开着它向兵营后面的大院里的一棵树冲过去。这是他们夜间享受的高潮。两周后我受够了这种吉普赛人的生活。我决定还是要过体面的生活，于是搬到了普伦茨劳山，在那儿的吕歇纳街我找到了一间狭小的、空无一物的房间，厕所也在外面。我拥有了这套房子。后来我结了婚，在舍恩豪斯大街租了一套大房子。我妻子生了两个孩子。我学会了一门体面的职业并且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