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勘测员的故事
作者：佚名
住处
我只知道街道名和门牌号；那个当勘测员的朋友从来没去过那儿，所以给我介绍这份工作时能告诉我的就这么些。他说，那所房屋紧挨着镇广场，不难找到。不过我可不要有什么过高的奢求。干勘测这行的都很节俭；他们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最低生活补贴，因为老婆孩子都不在身边，工资得用来支付供养他们的各方面开销。如此一来，要是再把钱花在食宿上，他们很快就会入不敷出。所以，他们都尽量找便宜的吃住处。
于是，除了床铺、被褥和一个枕头，我还带了几个碟子，一个面盆，一个浸入式的咖啡加热器，和一盏电灯；电灯上有几个夹片，便于我把它挂在什么牢实的地方。
收到社保办公室寄给我的关于我个人社保金的那封信后，我就去找了这份给勘测员当助手的工作。那封信只有了了几行：
现将你提交的申请艺术家社保金的相关文件退还于你。这些材料没有任何可信度，无从确证你的收入是否来自艺术活动。
当我请求中心那个我认识多年的好心的女人给我一个解释时，她告诉我说，遭遇这种情况的可不止我一个呢。新来的主任大权在握，决心削减我这种人的保险金。
这合法吗?我问。那些和我同样遭遇的都是什么人?
那女人说，新来的主任叫克拉尔先生，叫我最好问他去。
我并不想与这位主任打交道。毕竟情况还不至于太糟。在接下来的两年零几个星期里，我还可以领到津贴——也就是说，只要我身体不出大毛病。交纳了四十年的保险金后，这一点当然是有保障的。
从一位做律师的朋友那儿我知道了真相。他说，在这两年里，只要有一天时间不做与文件相关的工作，我能享受到的领取津贴的权利就和那些没干过一天活儿的人一样多——也就是说，分文没有。
那么，过去的四十年不是给白白地抹去了吗?
找一份按天计酬的活儿吧，他向我保证说，津贴他来给我省。
我俩都知道， 按天计酬， 没人会愿意雇佣我的。
为了拖延正式开始新工作的时间——哪怕就一会儿，我沿着广场转了转。出于对这个镇子700年前的创立者的慷慨大度的敬仰，广场建得宏大。从我站的地方开始，广场开阔去，直到其将近三分之二的地方；那儿，一座巴罗克风格的教堂掩隐在一排百年的酸橙树间，只露出一个尖顶。即使远远地，我还是看得出，和广场上其他的建筑一样，教堂显得破败。教堂前面，过去可能做过集市的那块地方——我在家看书时得知，这个镇一度贩马交易活跃，名声在外——出于镇上的那些长者们的一种典型的美学感悟力，给安置给一个露天车站了。广场那头，离那排房子再远一点的地方，一个带角塔塔楼的巴罗克风格的屋顶显了出来，大概是一座小城堡吧。我心里挺高兴的，因为当初接下这份工作时，卡夫卡的《城堡》和那个勘测员K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
透过玻璃门，我朝一家商店里看进去。在柜台后面的一大堆文具中间，一个蓄长发的人正戴着眼镜盯着我。我将视线移开去。在那些脏兮兮的窗户上面，还看得出残存的一种月桂叶形状的垂花雕饰，显然，房子始建于拿破仑时代。
文具店的那个姑娘一直看着我，我只好走到房子的大门口。有人用三只图钉把一张包装纸钉在门上。纸上用魔笔① 画了一个标记，指示勘测办公室在三楼。我迈步进去，走过一段昏暗的走廊，然后上了一段更黑的楼梯，到了一个用玻璃封起来的可以鸟瞰下面院子的阳台上。好多门都朝这个阳台打开着。眼前的一切都硕大、肮脏而破旧。放在一扇门外面的一个旧厨灶已经锈迹斑斑，旁边是一个装满水的桶。
我敲了敲那扇门，推门走进一间光线昏暗的大屋子。里面只有一个新厨灶、一包水泥和两面安在旗杆儿上的旗子靠着一个彩色的面盆。屋内的空气很刺鼻，与公共场所有人小便的地方一个味儿。一块脏薄膜拉在窗户上，透进一点微弱的光。陈旧的木地板上满是水泥灰。左边的墙上是一扇对开的落地窗。屋子正中间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根电线，电线外面的一段绝缘材料已经烧焦。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禁想起战争期间，我被迫在其间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那间屋子。它们惊人的相似让我战栗。
我从侧墙的通道进了另一个房间。一个留着短发的年轻人坐在一张缺一条腿的桌子边。他身后是一张行军床，几把椅子，几个大小不一的条板箱，一个绿色的导弹形状的铁容器，一双套鞋，一个手提箱和一截钉在墙上的电线。
年轻人站起来迎接我。他个头跟我不相上下，但比我瘦。我作了自我介绍。
他主动跟我握手，说他叫柯斯；他希望我们能和睦相处；他还问我以前干过这类工作吗?
我坦白相告，说我没干过，不过我出身于工程师家庭，勘测这行对我可能并不完全陌生。我有做园艺活儿的经验，我说，又很快补上一句，我知道他希望我做的工作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一起回到前面那个房间，我把一扇没有擦洗过、甚至可能多年都没有开启过的窗户打开。
房间还行吧?他问道。
我含糊地回答说，这种大楼的房间都这样，不过我还不知道我该睡在哪儿呢，我没有带床垫过来。
他安慰我说，他会把一切安排好。他已经从老人之家那边弄来一张床；他还在街对面一栋要拆除的空楼里看中了几件挺像样的家具。
我毫无夸饰地谈了谈我们家的几个工程师。我父亲、我爷爷、我几个叔叔，以及几个姑姑全部都是工程师。照家里人的说法，我有个姑姑还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化学工程学学历的女性呢。我哥哥是物理学家。我儿子已经决定把家里的传统继承下去——不过要选择一个全新的领域，为此我父亲颇感欣慰。我是惟一不争气的一个。不是因为我害怕理论——当初我决定学习人类学时，我的数学教授几乎难以置信——而是我没法接受工业技术，它的绝大多数创新都让我害怕。
我们下楼朝广场走去，穿过一个个垃圾箱和装橘子的空条板箱，进了一栋楼房。这楼房至少从外面看起来，不会比周围的几处更差。显然，房客已经搬出去了，地上乱丢着一些旧杂志和信件，还有些玻璃碎片，几只不成对的袜子和一条扯破的裤头；一双破拖鞋给扔在一个小碗橱旁边，碗橱的门脱落了，可以看见里面的搁板上放着几个小杯子和质量不好的盘子，上面落满了灰尘。很快，两把餐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其中一把的靠背已经坏了，但另一把修整得挺好。我们把椅子移到一边，还把碗橱里那些派不上用场的盘子腾出来——这样我就能搬走我要的家具了。
“我们每天都得出去工作。”勘测员说。我们把战利品绑在一辆四轮车上，是罗马尼亚生产的那种客货两用车，灰绿色的车门刚刚用漆刷上我的这位新工头的名字。看上去它好像随时都可能自行散架一样。我们上了车，又前去搬我的床。
老人之家安在那座古城堡里。挤在城堡的那些长长的走廊里的不是朝臣、仆人、王子和公主们，而是老头儿和老太太们，他们脚上的拖鞋和我在那套废弃的公寓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的新工头让我等着，他去办公室登记搬床。我靠着一截栏杆，朝外一直看到院子里，院里的一段黄沙铺的小道旁边，几株红色和黄色的玫瑰正竞相开放。几个老太太坐在一个靠墙的长凳上晒太阳。
卡夫卡从没打算做勘测员；他的小说当然也无关勘测工作或城堡。它讲述的是他徒劳地想走进一扇紧闭的大门的故事。人人都有各种自己可能无法跨越的门。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创建一扇门，以便让我们也能从其中看到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那些跨越不了的门。
一个顶着硕大的尖脑袋的老头儿沿着过道朝我走来了。一双招人眼的耳朵从他花白的鬈发下面突出来。他停住了。我感觉得到，他的眼睛正打量着我。“同志，找人吗?”
“同志”这称呼让我有些恼火，我冷冷地回答说不是。然后又担心自己的态度太粗暴，便补上一句说：“我来这儿安排点事儿。”
“哦，”他说，“要是你想把你父母送进来，肯定是不行的。”
“不，我不是为这来的。”
“除非你能出一万块以上的价钱——就像那样。”他用一只红润的大拳头拍打着大腿，“这儿所有的人都伸着双手到处讨要。要是你不给钱的话，他们甚至连你的床下都懒得打扫一下。每天午饭你只能吃到一片臭肉，还不能叫苦，不然你永远别再想吃一片好肉了。这就是我们所受到的待遇。”
还好，勘测员回来了，把我带到一间储藏室里。一位和善的保管给了我们一架医院用的那种铁床和一张垫子。
运着这些东西再度经过广场时，勘测员说，我们住的那个颓败的拿破仑时代的宫殿不久就要拆除了。所以我们才不用付租金，他说。阳台上有一个抽水马桶，虽然水已经被停掉，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用我自己房间的水。电线也被切断了，好在上星期搬出去的沃尔夫先生在院子里有个车库，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电表。勘测员说，只要付他钱，他会答应我们借用他的线路。这儿只剩一家文具店了，前任老板叫波格拉，住在底楼的一套公寓里。
等我把地板上最碍事的一些垃圾清扫掉，再把车上的东西搬进来后，勘测员看了看手表，似乎在说，上班的时间到了。可还没出门，他又从他的书桌里拿出一本已经翻烂的书，问我想不想看看安全管理守则。我回答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表示同意，说没多大实用价值。不过，他特地建议我得把他现在发给我的手套一直戴着。他递给我一双黄色的做工粗糙的猪皮手套，我呢，就在一张纸上签字说我已经接受了有关工作安全的指导。
院子里还有几个岌岌可危的工棚。其中一个安有防水屋顶，门上装了一把锁。棚子里还有几样值得小偷光顾的东西：三脚架、斧头、大砍刀、锄头、铁锹、镐头、油漆刷、桩头、油漆、溶剂和一袋煤炭。一个裂了缝的工棚里放着杆子和石板；还有一个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水泥碑，前墙面已经完全不见影了。在工棚和院子的入口之间是一堆垃圾，堆放的时间久得连臭味都闻不到了。
我们把需要的各种工具和设备都装到车上——我非常小心，以免把什么东西洒落，或者弄坏，再不就是放错地方。我们带了三种颜色的油漆：红色，白色和黑色。就算我们想在墙上画一些国家的国旗，也画不了很多——波希米亚、波兰、丹麦、瑞士和加拿大的是这些颜色——我只能想起来这几个国家了。油漆刷，柯斯告诉我说，得一直放在塑料袋里，还得把口子扎紧，这样它们才不会凝固。我记得日本和老挝的国旗是红白两色。可是除非知道怎么画大象，不然我们就画不出老挝的国旗。
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作好最坏的准备，上了车，坐在勘测员身边，我们出发了。我的新工头问我会不会看地图。
这难不倒我。实际上，我曾经一度收集过地图。
他递给我一张崭新的军用勘测地图，上面还盖有戳印，警告这是机密文件。有几个三角点给勾上了黄色的圈。
一共有五张地图，将近200个三角点，每一个我们都得找到，重新勘测一遍；必要的话，还得重新确定位置，换标石，或者竖一个新的石碑，还得油漆。这天早上，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勘测点是23号，位于特里布察村外。柯斯说，那个点不好找，他已经开车去过，但石碑已经不在，标石也不见影儿。说完该说的，他就不再吱声，一心开车。
虽然已经时至九月初，太阳却依然炙热。我打量着乡村的一切，不时参考参考地图。我们离那个看不见的23号越来越近了。
夜间
当天晚上，回到住处后，我洗了澡，换身衣服，然后把电灯接到从隔壁借电的线上。本来还计划至少要擦洗一扇窗户，可是我实在太累了。
那天下午，我们一共挖了六个坑，并一一栽上水泥碑；油漆了九块石碑，还用砍刀砍去一段二十米长的挡住视线的植被草木。我还帮忙做些实际勘测；与挖坑比起来，勘测可以算是一种休息了。我干不惯这挖地的活儿，挖好第三个坑后，我感觉自己没法再坚持下去了。可我还是坚持，年轻的工头和我换着挖，干他自己分内的活；慢慢地，他揽去了越来越多的活，却丝毫没表现出他正在给我帮忙。这会儿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看见他坐在那个摇摇欲坠的小桌子旁边，掏出计算器，开始计算我们下午收集来的数据。
看到他深夜还继续工作，我并不觉着奇怪。我打小就习惯了这些。工程学是一项苦行僧的工作，你得为之牺牲一切。对于它的信徒来说，惟一没有虚度的光阴就是花在工作上的时间。
早些年我就意识到，当幻想家、预言家和政治家们还在为如何组织安排世界斗争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在默默地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概念付诸实施了。他们测量着能够接触到的一切事物；他们计算着桥梁道路能够承受的最大压力；他们通过水陆空的网状线路把世界连到了一起；他们建起了比金字塔还高的楼房；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中间凿穿隧道；他们造工厂建医院，永不停息地为之发明新的机器和设备；他们计划研究高速武器、身体扫描机、炸药和毒气室——并建起了流水线；他们发明了成千上万的新药、化学武器、灭草剂和杀菌剂；他们造火箭、建巨大的发电站、研究核反应堆；然而，当世界慢慢因这些劳动遗留下来的废物窒息时，我们又该求助于什么呢?当然非科学家莫属了。他们自会决定哪些废物可以轻松便宜地处理掉；他们会发明解毒剂和毒素；以及解毒剂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