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卡塔丽娜和卡塔丽娜
作者：佚名
像每天下午一样，卡塔丽娜用手指蘸着唾沫试好熨铁的热度，然后麻利地去熨烫白色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那些衬衫先是用杀虫喷雾器喷洒过浆衣水的。每件衬衫熨烫好之后，她就平整整地将它放进撑开的蚊帐里，以免落上尘土弄脏。每当休息的当儿，她就将那披着金发的脑袋伸向炉口，用炭火点燃巴伦西亚牌香烟，若有所思地吸起来。吸烟的时候，她偶尔会独自微笑，一只胳膊斜搭在赤裸着的汗淋淋的肚子上，另一只胳膊举在烟雾缭绕的脸前。那烟雾一股一股地从她的口中慢慢喷出来，许久许久才散尽。
卡塔丽娜一头金发，浅黄色的眼睛，一副哑嗓。有一次，父亲嘴里嘟囔着一些不干不净的话准备上街的时候，看到卡塔丽娜这副模样并且一脸心不在焉的神态，以为她是在沉思着遥远的事情，心中很是恼火，就问她在如此专心地想些什么。卡塔丽娜微微一笑告诉他她在想一些远方的国家。父亲听了愈发怒火万丈，他警告卡塔丽娜，如果她想用她脑子里那些怪念头来欺骗他可要小心点，那是会要付出高昂代价的。
而就在我开头说的那天下午，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出现在家中。当时我正坐在熨衣机下的小凳子上高声朗诵布匿战争的故事，我哥哥则坐在地上用熨衣浆修补一个六角形风筝。人们都羡慕地称赞卡塔丽娜熨衣服有一手绝活，她把衬衣的领子和袖口熨得又光洁又坚挺，因此四邻八舍都把活送给她做，家中总是摆满白衬衫，院子的晾衣场、椅子上、饭厅的桌子上、蚊帐下到处都是准备用杀虫喷雾器均匀地喷上浆水然后慢慢地抻平再用熨斗熨好的白衬衫。但是，我更认为她把衬衫熨烫得那么令人满意要归功她手持熨斗工作的那股劲儿。她右臂的二头肌十分发达，因此这只胳膊像拳击运动员那般健壮有力。
我的父亲站在了卡塔丽娜面前，像往常那样卑劣而神经质，被剃刀刮破的喉结不停地颤抖着，脖子和胳膊的汗毛下暴起一道道粗粗的青筋。他以鄙夷不屑的目光把卡塔丽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以更加鄙视的神态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骂她是奸妇，要她马上从家中滚出去。卡塔丽娜没作任何争辩，她只是用手指抹去流到下巴上的唾沫，以嘶哑的声音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她说她会离开，对此父亲不必担心，但她首先得把活干完，她手中还有半打白衬衫没熨完。父亲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又往她脸上吐了口唾沫便转身出门去了。
父亲一走，我和弟弟马上哭着跑到卡塔丽娜身边，死死地抓住她的衬裙要她不要理父亲，别离家舍我们而去。她继续干她手中的活，同时告诉我们千万甭相信她是个坏女人，她绝没有跟任何人通奸，那都是她的小姑子们的胡说八道，嚼舌头，拨弄是非，成心跟她过不去，因为她们压根就不喜欢她；但是她最好还是按父亲的话去做，因为我们都应该服从父亲，尽管他是错的。卡塔丽娜要我们做好孩子，努力学习功课，并说她会给我们写信。最后她要我不要忘了把熨好的衣服送给主人，所有的白衬衫她都会放在蚊帐里。
全部衬衫熨完之后，卡塔丽娜便去了她的房间。她从床下拉出一只箱子，将她的衣服和摆在窗台上的一些小东西，还有一个音乐香粉盒、一个打伞的中国瓷娃娃和一张乘公共汽车去西诺特加旅行时在松林中拍的照片(当时她还是一位单身女郎)放进去。就在同一个窗台上，在一块从河中拿来的石块下，压着我父亲的几本小书。这些小书一直一成不变地摆在那儿，其中一本是《基督山伯爵》，一本哈维尔·德蒙平的作品，名字我已记不起了，还有一本《世界年鉴》，当时已过期好几年了。
然后，卡塔丽娜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她口中低声吹着口哨，就像熨衣服时吹口哨一样。接着，她提着箱子走出家门。我记得在门口她朝各个方向望着，仿佛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她的眼皮不停地眨巴着，似乎强烈的阳光令她眼花缭乱。她走时穿的衣服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件灰色的缎料衫，领口上绣着黑边儿，那曾经是她的节日服装，一侧已经有几个地方开了线。当时卡塔丽娜27岁，上面已说过，她有一头金发，浅黄色的眼睛和一副哑嗓。
那时正值种棉花的时代，我父亲是马萨亚尼加拉瓜机械厂卡特皮利亚牌拖拉机机械师，他荣获了当年的最佳机械师证书，并且把它挂在了饭厅餐桌旁的墙壁上。他的收入颇丰，因此，不仅可以送我去罗萨里奥修女学校读书，而且每个礼拜六从中午开始就在院子里开起晚会。卡塔丽娜没有必要去吃那份苦熨衣服，他有足够的钱供她享用。不过，如果她个人愿意整天拿着熨斗去坚持锻炼她那拳击运动员似的胳膊，也就只好由她去了。
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把父亲粗暴的性格归纳为他那精雕细刻的宽大的皮带，他那顶就连在家中也从不摘下来的浸满汗渍的毡礼帽，以及他那双粗笨的皮靴；那皮靴本是干活时穿的，但是他总是把它擦得锃亮；说来奇怪，那皮靴本来不应闪闪发亮，可它偏偏亮光光的；还有他那生硬得总是一个调儿的发号施令的声音。在骂了卡塔丽娜奸妇之后，他就是用这个声音把她永远地赶出了家门，赶她走时他还把他那吃饭或唱歌时都会露出来的金属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我的父亲唱博莱乐民谣，这有点怪，但的确如此。他对礼拜六的晚会已经厌倦了，所以便派人到街上去找来三重奏乐队。他坐在吉他手前面的一个小凳子上，一边向他们请教，一边陪他们唱。他用一种柔和但却落落寡合的声调哼着歌词，双目紧闭，手撑着前额，单调枯燥地一遍又一遍、一首又一首地唱着博莱乐民谣，人们都厌烦地不再听了，他还在唱。每唱一首歌谣他就喝一杯温开水，那是卡塔丽娜按照他的吩咐给他预备的。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想到，甚至父亲在抚摩卡塔丽娜的时候，或者在黑暗中脱掉她的衣服亲吻她的时候，能为她唱博莱乐民谣。不过，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家中待得无聊，突然闯进了他们的卧室。见我进来，父亲立刻赤裸着身子从床上跳下来，蜷曲着身子背朝我坐在了床边；与此同时，一样赤身裸体并且满身大汗淋漓的卡塔丽娜轻轻地拉过床单遮到腰部，仿佛我什么也没看到似的。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用她那嘶哑的声音发疯般地要求我出去。
我也不记得父亲曾抚摩过我，也不记得在餐桌上坐在他旁边就餐。他让我弟弟坐在他身旁吃饭。他拿起刀叉之后，总是把盘子中的菜仔细审视一番，然后用刀叉将它们分成四部分，仿佛是一个战场。这之后，他才向饭菜发起“攻击”，一边把送进口中的食物若有所思地细嚼慢咽，一边又去用眼睛盯住饭盘，准备往口中送另一叉饭菜。他用敌视的目光监视着周围，为的是防备任何人的入侵。
我和我的弟弟终于打听到卡塔丽娜去了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她去了她的兄弟诺埃里托家。诺埃里托是法庭的书记官，住在火车站附近。这消息来自我的姑母富拉，她是所有女人中最坏的女人。她告诉我父亲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仍在马萨亚，住在她那个拉皮条的法庭书记官兄弟诺埃里托家中(这个诺埃里托会死无葬身之地)，三天两头地同她的情人幽会。
这个富拉和我的其他姑母在社会上神气十足，走路时迈着高傲的步子，仿佛地面不得不请求她踩踏；做弥撒时帽子上挂着薄纱，装饰着假花，眼上戴着墨镜。这帽子和墨镜即使进了教堂也不摘下来的，因为在她们看来那是贵妇人的象征。她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姓氏和财富。这些女人也应该同我的舅舅诺埃里托一样死无葬身之地。我的舅舅总是穿同一条裤子，那裤子细心地补了一次又一次，但裤子原来是深色的，慢慢地掉色变白，直至最后颜色全部褪光。这本是一种穷酸的证明，可舅舅却打趣说，这是不花钱就穿了各式各样的裤子，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那裤子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
另一天下午，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和弟弟商定从后边偷偷爬上一辆往火车站送客的马车去找卡塔丽娜，我们去了她兄弟诺埃里托家，但是她已经不在了。
我舅舅耳朵上架着一个铅笔头，因为那是他的职业，他天天都在写字。他用毛巾把我们的脑袋擦干，又亲自淋着雨跑到对面的杂货店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瓶可口可乐。他把我们领到一道贴满杂志封面的屏风后面他的房间里，让我们坐到他的床上，告诉了我们卡塔丽娜已去了马拿瓜，她要在那儿挣一份机票钱赴洛杉矶谋生，在那儿她找到了一份在几个犹太人开的衬衫工厂里熨衣领和袖口的工作。想到我们有可能来看她，行前她留下了对我们的问候。她还留下了钱，让舅舅给我们买可口可乐。舅舅把买可口可乐剩下的钱也给了我们。
听完舅舅的那些话，我一边喝可口可乐，一边低声抽泣起来。弟弟只是惊恐地看着我，然后恳求我不要哭了，因为他也想哭。
舅舅对我们说，为怀念妈妈而哭没有什么不好。他说母亲是个勤劳的好女人，他断言母亲一旦有办法就会把我们带到美国去旅游，说不定我们还能在那儿学英语。听了这种许诺，我得到了某种安慰。我弟弟则问起了旅行的事，好像第二天我们就要上飞机了。
那时我突然问舅舅卡塔丽娜是否真的与别人通奸。尽管我一连问了两次，舅舅都避而不答；相反，他倒来问我是否喜欢集邮。他说他有一张莫莫通博火山(那山是三角形的)的邮票，非常稀少。尽管我对他说我不喜欢集邮，我跟邮票毫无关系，我希望的是他回答我的问题，但他还是从一个抽屉里取出邮票送给了我，并劝我最好像他那样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弟弟问：集邮爱好者跟奸妇是一回事吗?
听了弟弟的话我舅舅诺埃里托一下子怔住了。他告诉弟弟集邮爱好者跟奸妇不是一回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舅舅让我们回家去，因为雨已经停了。他还嘱咐我们不要让爸爸知道我们来过那儿。上帝保佑。说罢，他拉起我们的手，把我们送到门口。
同卡塔丽娜有关系的男人并不多。我记得的有两个。一个叫巴莱丁，是社会俱乐部的侍应生。他骑自行车到我家来，什么都带，每次丢下半打维纳斯牌的白衬衫，那脏衬衫装在一只金穗牌的面粉口袋里。那是他的义务，因为他的职责就是伺候那些穿白衬衫打黑领结的股东们。他在卡塔丽娜那儿坐一会，然后就一只手掌把骑自行车，一只手举着衣架走了。衣架上挂的白衬衫在风中呼拉拉飘动着。
卡塔丽娜常常以责备的口气提到巴莱丁，她说，她告诉了他不要在头上抹那么多发蜡，因为它会随着汗水留到衬衫领上，蜡块粘得很结实，用刀刮都刮不下来，可巴莱丁总是回答卡塔丽娜说：由于职业上的要求，他必须注意仪表的高雅。
如果说卡塔丽娜找了巴莱丁作情夫的话，这个男子可真是其貌不扬；他没有一点儿风度，一切都普通平常。但是，在圣塔卡塔丽娜节那天(这个节日一般不庆祝，巴莱丁找到历书才查了出来)，巴莱丁给卡塔丽娜送去了一张大贺卡，贺卡上不仅撒了浓浓的香水，而且还有两颗用胡桃木雕刻的红心。他推着自行车直奔卡塔丽娜的烫衣架前，手里抓着自行车把，脚蹬还在滴溜溜转着，就匆忙把贺卡递到她的手中。卡塔丽娜脸露不悦之色，头也不抬，接过贺卡就急忙地把它塞到洗好的衣服下面。这就是我记得的一切。
另一个男人是彼得，此人是凯利·道格诺尔银行支行的经理，他只穿箭牌带鸳鸯扣的衬衫。卡塔丽娜感到很新鲜，她特别喜欢那放在领子下边的小鲸鱼状塑料支架，它们能保持领子的坚挺。彼得每次来送衬衣都待很长时间，跟卡塔丽娜聊个没完，他送来的衬衫都装在一个有银行标志的帆布袋里，就是运钞票的那种帆布袋。
彼得跟卡塔丽娜聊天，给她讲笑话，逗得她熨衣服时老是想笑，但她却紧闭着嘴不笑出来。他的笑话涉及到神父、修道院、修女、驴子、骡夫和鹦鹉。在他的笑话里总离不开鹦鹉。每讲完一个笑话他就把双手举到脑袋上方击着掌表示高兴的心情。接着便像跳舞一般扭动着臀部在屋中走起来。扭动一阵之后又是一次次地击掌。有一天，彼得跟卡塔丽娜说了点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只是看到她眨巴了一阵眼睛，可能是哭了。从此以后，彼得再也没来送他的箭牌衬衫。
除了卡塔丽娜在巴莱丁和彼得面前穿着衬裙和胸罩熨衬衫外，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巴莱丁和彼得进来时，她并不赶快跑去再穿些衣服，而是继续干她的活，就像我爸爸进来时一样。这种在外人面前半裸体的事情很可能是她天真无邪的证明，但我的姑母却认为这是行为不端；还有她天天晚上都单独去看电影，也被视为不正派。实际上这件事并非她的过错，因为我父亲讨厌看电影。
现在我的年龄跟卡塔丽娜离家出走时一样：27岁。卡塔丽娜年轻时认识她的人总是对我说我很像她。应该如此。至少，我有金黄色的头发，尽管我剪得很短；我有浅黄色的眼睛，尽管我从12岁起就由于近视戴眼镜。我的声音是嘶哑的，人们都说我的音调很性感，有一次，一个人告诉我，我的声音是卧室里的声音。此外，我也叫卡塔丽娜。我对母亲也只呼其名，叫她卡塔丽娜，因为她永远地远走高飞了，因为还有那个父亲对她的指责，说她是奸妇。真假姑且不论，反正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心情叫她妈妈了。
卡塔丽娜现在怎么样?她的相貌如何?是否仍有一头金发还是头发变白?眼角和嘴边是否长出了细细的皱纹?她是否仍旧身着衬裙和胸罩吸烟?她那只拿熨斗的手是否仍如昔日那般健壮有力?如果说在这儿没有情人的话，在那儿她是否终于有了情人?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我们再没有见过她，我们也从未有过她的照片；她也从未像我可怜的舅舅认为的那样写信来请我们到美国去住一段时间。我舅舅曾异想天开对我们说：去了美国，你们的妈妈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太多了，你们会觉得假期太短了；你们会看到情侣狗；你们会品尝到那儿的各种美味小吃；这些小吃用玻璃纸包装，都放在带拉链的崭新的盒子里。妈妈还会买好多美国衣服让你们带回来。这些全是一派谎言。
我在罗萨里奥修女学校要中学毕业了，父亲去订做了一套新衣服，为的是牵着我的手参加典礼。他的靴子依旧是硬挺结实，锃光闪亮。我给他在埃利亚斯·弗雷切的商店选购了一条领带，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系到了脖子上。衣服穿好之后，我们要走了，我想给他系上脖领扣，他的喉结却感到很不舒服，我看到他露出金属牙齿，难得地笑了起来。他说不要系脖领扣，那样他会憋得要死，会变成一只吊死的山羊，眼珠子都蹦出来。他敞着领口出席了我的毕业典礼，头戴一顶崭新的礼帽，是他自己在埃利亚斯·弗雷切商店里购买的。眼上也戴着墨镜，跟我姑母富拉一样。父亲再没有跟另外的女人结合，至少，没有任何女人走进我们的家门。
一天，我弟弟没有在家中过夜。他去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就像许多马萨亚同龄的年轻人去那个地方一样。他在父亲身旁用餐的位子空了起来。父亲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父亲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但可以看出，弟弟离家出走是预先告诉过他的，父亲只是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威严而装出没事儿似的样子。其实这很虚伪，他跟弟弟是很少过话的。在以后的日月里，父亲在吃完饭之后，就只是用眼睛盯着那空着的椅子。当然，他忧心忡忡。这时候，他只是用牙签长时间去剔他的牙齿。
我进了基督教自治大学学习法律，每天都要去马拿瓜，因此同我父亲的关系慢慢地就更加疏远了。晚上我们几乎见不到面，因为他还是坚持他的老习惯，哪怕他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吃饭，也不让我坐到餐桌上。就这样，由于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也不会去告诉他我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已在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九月起义爆发了，人们告诉我桑地诺组织在寻找我。最后，我躲进了哥斯达黎加使馆，去了圣何塞过流亡生活。
在机场上，当我们50多位被流放者排成一行登上包机时，在偶尔一回头的瞬间我看到了父亲，他远远地站在荒凉的航空终点站的露台上。我的面前是治安警察，他们正在单子上查找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怎样到达了那儿，因为那儿是不准任何家属进去的。他的双手一直扶在栏杆上，没有做任何打招呼的表示。但是，他的确是来为我送行了，因此他站在那儿的太阳下。从远处，我仿佛看到他的金属牙齿在咀嚼着什么，是那张闲着的嘴说不出的话语?抑或是他的烦恼和不悦。
1979年来临了。我弟弟加入了南方阵线的军队，他们从跟哥斯达黎加搭界的地方往前挺进，力图攻占里瓦斯市。在最后的全面进攻中，他不幸阵亡了。纵队夺回了他的尸体，把他埋在了哥斯达黎加一方拉克鲁斯镇的公墓里。那时，卡塔丽娜打来了电话。
那是弟弟下葬的第二天。我不知道她怎样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人住在库里达瓦特的那幢房子里，大家都用假名躲藏在那儿，而且频繁地更换地址。但是，的确是卡塔丽娜打来了电话。“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人们告诉我。我正在把药品、绷带、纱布和胶布装箱，那是那天上午要给南方阵线发走的最后一箱东西。“谁给我打电话?”我问。“电话员说是从洛杉矶打来的。”我赶快跑去接电话。没错，是卡塔丽娜给卡塔丽娜打电话。“您是卡塔丽娜吗?卡塔丽娜来了，请接过来吧。”我拿着听筒等待着。几秒钟过去了，好像时间很长。“请把电话接过来。”电话员又说。又是一阵沉默。
她的声音是怎样的?还像以前那么嘶哑吗?
此事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电话中听到的她还没说话就开始哭起来。我似乎听到了远方的一声爆炸，我似乎看到了一道耀眼的光辉，似乎那儿发生了天塌地陷，哭声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我也开始哭起来，好像在那些年代里，我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把痛哭的重负积累起来，只等那一时刻的到来我跟卡塔丽娜相呼应。我哭啊，哭啊，哭。我们一块儿哭，谁也不停下来，惟有那一声比一声更高的双方如竞争般的哭声能慢慢地使我们恢复平静。但片刻的平静之后，哭声又再次暴发，而且更加猛烈和伤悲。双方的哭声通过电话线能互相感受到。一阵哭声渐渐靠近，一阵哭声渐渐远去，一阵哭声飘来，一阵哭声又飘走，两边的哭声相遇、碰撞反弹，而后又重新汇合到一起。
那么久的时间，那么多的岁月，有那么多的事的两个女人，两个卡塔丽娜要互相倾诉，要一块儿寻觅自从那天下午就断了的那根线。那天下午小卡塔丽娜最后一次看到了大卡塔丽娜。后者站到人行道上，身上那件节日的旧衣服侧面已经开了线。她手里提着衣箱，衣箱的提手带子紧紧地勒在她的手指间；她神情茫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烈日刺得她睁不开眼。至少我要告诉她，那一切都好像是发生在昨天：我舅舅诺埃里托完成了她的委托，用她留下的钱给我们买了可口可乐；我也希望她能告诉我，当时她是否是跟她的情人去了马拿瓜，因为人家说她是奸妇，或者她根本就没有过任何情人，她没有跟人通奸，我那个傲慢无礼的姑母是撒谎，所有那些心肠恶毒的姑母都是撒谎。我还要告诉她，我和弟弟偷偷从后边爬上马车去找她，在舅舅的那个房间里，我们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大雨把我们淋成了落汤鸡，我们冻得浑身发抖。但是我不能哭，为的是不让弟弟跟着哭起来。弟弟对我说：“姐姐，我要哭了。”卡塔丽娜，你终于打电话来，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死了。真是难为你了，你是多么的不容易呀!这么长的时间你都在干什么?没来过一封信，从未给我们寄过一张照片。我已经戴上了近视眼镜，我已经15岁了，我已经第一次领过圣餐了，我已经中学毕业了。我弟弟去打仗了，我被流放了，我弟弟被打死了，他是在55号山头冒着迫击炮火力抢救受伤的战友时牺牲的。我为他戴了孝，他们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游击纵队。现在我把头发剪短了。你同我们联系，告诉我们你还活着，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呀。由于痛哭的原因，我要用比我以前更嘶哑的声音告诉你，我们停下来别哭了吧，我们稍微停一下，但是我们还要哭很长的时间。
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个卡塔丽娜终于慢慢地抽噎着平静下来。在那边，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听到她在说：
“卡塔丽娜，卡塔丽娜，您还在吗?”
“电话打错了，”我说，接着便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