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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此即重点所在
作者：苏珊·桑塔格作
格伦韦·威斯科特(1901—1987GlenwayWescott)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激进而富有实验性的作家之一。他在18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不到两年就自动退学，开始漫游美国和欧洲各国。一战结束后，不少受战争影响而心情阴郁的美国青年来到巴黎这块异域文学沃土上寻求发展和自我安慰，威斯科特也不例外，他于1925年在法国定居，开始文学创作，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和分析美国背景、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人的价值观，由此一举成名，与同时代的海明威和F·S·菲茨杰拉德平分秋色。作为一个颇有文学天分的作家，威斯科特擅长的不仅有长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和诗歌方面也建树颇丰。他的文字具有田园诗一般优美的韵味，大胆地采用夸张的意象和象征手法。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他显得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他的作品主要有《雅典的公寓》、《朝圣的鹰》、《眼球》、《婴儿床》和《情人模样》等。其中《朝圣的鹰》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1947年他进入了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并在1959年荣任院长，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今天的评论家认为，威斯科特的文学价值被极大地低估了，他本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是桑塔格撰写下文，为他平反的主要原因。在文中，桑塔格以《朝圣的鹰》作为研究文本，详尽地解读了这位作家。在接受一家文学刊物的采访时，她甚至说：“《朝圣的鹰》当属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经典之列，遗漏了格伦韦·威斯科特的美国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朝圣的鹰》的篇幅不长，集中讲述了巴黎某个下午发生在一群人当中的一些事。阿尔文·托尔是一位流亡法国的美国小说家，名为小说家，实则在文坛上一直不得意。这天下午，他正在与自己关系暧昧的阿丽克斯·亨利的家里拜访，周游世界的爱尔兰人卡伦携妻子和一只训练有素、凶狠霸道的鹰也到来了。正值午饭时分，美味佳肴端上来了，一场类似闹剧的假面舞会开始了，各色人物纷纷登场，拉开故事的序幕。在文中，爱情和婚姻是作家思考的重点。威斯科特让阿尔文扮演起作家的角色，并赋予他与身份相符的敏感而善于思考的个性，用第一人称通过全能视角观察、窥视并思考自己与妻子、卡伦夫妇以及仆人夫妇之间微妙而虚伪的关系，以及貌似平静、实则危机重重的婚姻。
桑塔格通过文本对照，深刻地分析和比较了《朝圣的鹰》与美国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代表作《不眠之夜》，其中包括写作技巧、主题探索等多个交点，这两部都是带着对婚姻的特别关注去评价人类关系的佳作，而且都带有自传的色彩。《不眠之夜》的主角甚至与作家本人同名，也叫伊丽莎白，她在小说的开篇就说：“这是一部对过去的变形甚至扭曲的记忆”。而威斯科特旅居法国多年，与同在异乡的美国文学青年或作家过往甚密，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角色决非纯粹虚构，而阿尔文·托尔的身上也偶尔会闪现出作家本人的影子。
编者
这本杰出的美国小说是以回忆的叙述为开头的，这是一种变幻无常的叙述：
卡伦夫妇是爱尔兰人，我与他们在法国相遇，他们的爱与烦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正准备去匈牙利，那儿有他们租下的房子。一天下午，他们去钱塞利特拜访我那位极好的朋友阿丽克斯·亨利。那是1928年或1929年五月，在我们所有的人回美国之前，阿丽克斯遇见了我的兄弟，并嫁给了他。
不用说，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是非常不同的，那么现在四十年代又开始了。在二十年代的一些国家里，遇见外国人是件寻常事，就像外国人也遇见他们也遇见你们一样。你徒步旅行的路线恰好与他们的路线十字相交，在一个下午或别的什么时候你会尽力去了解他们。或许你把它称之为闪电式的相识或友谊，在你们之间充溢着某种幻想和乐观的好奇气氛。反复无常的古怪行径和各种各样仍在他们心灵中进行着的战争与和平像是他们最主要的兴趣，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
始终让人感到惊异的是，格伦韦·威斯科特的小说《朝圣的鹰》仍未受到重视。照我的观点，它当属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经典之列，然而，并非它独有的是它优美又微妙精致的词汇，它对人性的高度关注，以及它挑剔的悲观主义情调。一般人普遍地认为美国人鲁莽轻率、开朗大方，还有一点儿头脑简单，甚至可以说天真无邪，特别是有关欧洲婚姻问题的洞察力这般神圣的主题。
小说的开端暗示出一种神秘的能力，一个无所不知的观察者可能会对两个迄今为止尚不了解的人形成“一个印象”。“你尽最大的努力去了解他们”，当印象形成的时候，它同样提示出一种巧妙的不确定性。“那是1928年或1929年5月，在我们所有的人回美国之前”。威斯科特为什么要安排叙述者对年份的不确切呢?或许是为了冲淡1929年经济大崩溃的重要性?为了他的两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美国豪客——不是塞尔达和斯科特·菲尔杰拉德式的富有，而是一种实在的富有，就像亨利·詹姆斯小说里描写的在欧洲的美国人所“做”的那样。
事实上，《朝圣的鹰》中的“我”是个熟悉的人物，霍桑的《布利兹戴尔的罗曼史》，詹姆斯的《神圣的发现》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使用了相似的描写手法。所有这些幕后的叙述者都使那些他们观察到的更鲁莽、更重要或更具有自我毁灭性的人感到窘迫。
作为旁观者的叙述者，从某种角度说，是个刺探别人隐私的人，注视可以转变为窥探，而且至少窥探了不止一次。《布利兹戴尔的罗曼史》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者科达尔，就从树梢遮蔽的眺台观察他的朋友，或者从他工作的酒楼房间的窗口向对面楼房的窗口窥探。当托尔碰巧向窗外张望，看见卡伦偷偷地接近猎鹰——在一顿血腥的饱餐之后它已被移到花园——他拿出一把刀，挑去它的眼罩，割断它的皮索，给了它自由。《朝圣的鹰》中主要展示的是卡伦对他妻子的爱鹰的憎恨。
在现代社会，婚姻是一种合乎规范的约束，它不仅包括卡伦夫妇和那些爱争吵的仆人夫妇们，还包括那些由阿丽克斯·亨利和阿尔文·托尔组成的伪夫妇，以及她那难以理解的性感而寡言的朋友，和在家小住一夜的客人。或许托尔的不安源自于他对工作的自我认识，和意识到他对夫妻生活深刻体验的不了解，并且还有一种孤独感。“生活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可以使人安憩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与你有共同基础，从同一片屋檐下走出去，能与你相伴厮守的人。你痛苦的境况太卑微，几乎不值得有人相伴。他的观点枯燥乏味，具有深刻的未婚男人的意识，他常常以浮躁和极度肤浅的方式开头，但不管怎么说，最后他终于到达了正确理解人的彼岸。
托尔对小说写作奇想的描写与对理解陷阱的描写一样多，所有这些过虑的叙述者同样也是作者自我克制中的写照和演练。科费代尔·霍桑的《冷漠的单身汉》具有诗歌的质地与精神，威斯科特的单身汉叙述者仍然为他没有成功地成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而苦恼(没有人向我告诫说，我确实没有那方面的足够才能)，但那也没能阻止他像一个小说观察家一样去思考，去观察，炫耀着一个小说家易变的判断力。“有时我对别人的情绪或者说是性情像女人一样敏感，它属于一种敏感性，其利其弊全凭机缘”。
与科费代尔冷淡的反应相比照的是，在托尔就作家矛盾心理的回答中，没有自鸣得意之词。
我弃下了那未尽的义务，“这种想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或许能像女神一样，裹携着力量，行使她神圣的职权，为我的朋友们阻挡灾难。我已将他们托付给了他们的命运。介于天性与理性之间冷酷的倾向，驱使我带着思索的兴趣去窥探人们忍受的苦难与突发的欲望。这似乎在力促我的心失去人性。
但是，一个男人不可能永远决定他自己的心是冷酷还是热情的。现在我深刻体会到的是，对霍林斯沃思·泽诺比阿和普丽西拉说来，如果我全然地错了，那是由于太多而不是太少的同情。
就他正在观察的夫妻而言，托尔能使他们复杂混合的情感更加清晰，他感受到了厌恶。有时他同情那位妻子，有时他又同情那位丈夫——她处于一种不得已的境地，她还充满着性的活力，他是那样地迫切需要，又是那样地心情沮丧。似乎卡伦夫妇也在为达到他们之间生理机能的平衡而进行过几次分离和改良的努力(这位神经衰弱而又身体虚弱的妻子甚至希望改变体形，变成一个强壮、粗俗、永不气馁的人)。有时托尔似乎落在他们更为有趣的性情之后，有时他们那更为复杂而不是貌似有理的故事，似乎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叙述将冒着转化成他自身故事的风险。他那使人痛苦又自我折磨的观察方式正是亨利·詹姆斯的晚期风格。但威斯科特还没走得那样远。他满足于保持着一个如此忸怩的叙述者的故事得到进展的好处。一个有着充满痛苦的故事要倾诉的小说家希望有复杂的角色为其叙述增色，这些角色只是渐进地展露自己，使角色变得错综复杂的更巧妙和简洁的方法会导致叙述者洞察力的不稳定性?为着这个观察结果，托尔似乎不能更满意了。他那揭示和否定重要价值的欲念是贪得无厌的。
对这样一个叙述者惟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出判断：即他自身的认知会对他自身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在酒醉后的狂妄、哭泣、叫喊、危险的卖弄之后，在一支大左轮手枪挥舞之后(抛进了池塘)，在激动的告别掩饰了深不可测的事物，在戴勒姆卡伦夫妇带着他们的鹰转身冲进了漫长而黑暗的夜色中之后，在托尔和阿丽克斯漫步走进花园对所有这些任性的行为进行沉思之后，托尔自己开始回想这些贪婪和无人性的情景。他自始至终地搜集了卡伦夫妇整个游历历程——回忆，这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的。
……我感到脸红，我始终担心的是，我对人们的印象只是一种猜测，一种匆匆的勾画。我一次又一次地用不严谨和报复性的抒情方法去描写，我说不出我有什么权力要报复，对此我感到很惭愧。有时我对自己就道德上的判断感到全然的迷惑。只要我打算成为一个小说家，这句话本身就是恶魔在我耳边的低语。
难道这就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疯狂表达?我想是这样。我所了解的惟一具有这种情调的英语小说，令人痛苦的羞怯，压抑着的苦恼，那样一种情绪显然即是威斯科特写作《朝圣的鹰》的部分灵感来源：福特·麦克道斯的《好兵》(1915)，也是有关极度痛苦的婚姻生活冲破了无价值的惯例，和一个在欧洲大陆消磨时光的美国侨民执行的回忆计划。
在大多数经典著作中，婚姻是主要的素材，有可能激活通常的欲望，在以第三人称为叙述的小说中，吹响通俗化喇叭的好地方正是小说的开端处。
“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真理，一个富有的单身男人一定希望娶一个妻子”，是谁在说着这番话?是作者，在尖刻地说。这个由作者奥斯丁设置的小小世界里的常客们实际上在想——是什么使这个格言与一个“广为人知的真理相比，失去了一些分量呢”?
并且他正是这么说的：“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这又是作者说的。或者，如果你愿意，是这本书说的。在托尔斯泰有关婚姻的高瞻远瞩的小说中，其开头一行便有着这么一点儿讽刺意味，但是，无论是小说里或小说外的任何人，谁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呢?没有。
第三人称的叙述可以营造出故事现在正在发生的幻觉，那是一种富于活力的叙述。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不可避免地带有已成往事之感，叙说即复述。哪儿有充满意识的复述，足以证明的是，哪儿便可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出现谬见。任何事情都会令心灵感到伤痛的第一人称小说成为沉思的盛宴，它使得回忆看起来是那样地具有一种错误的倾向：难免出错的记忆，猜不透的人心和过去现在之间那段黑暗的距离。
以第一人称为叙述的小说开篇处对往事的追忆，是小说新颖的展开步骤。《朝圣的鹰》给了我们一个模糊不清的年代，“1928或1929年五月”，从那以后，有了太多的改变，随之便有一点儿十年一制造：二十年代，那“无须说”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现在”是非常不同的。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小说《不眠之夜》(1979)，是用另一种时间标记的切取作为开场。
现在是六月，这是我决心用我的生命去做的时间，我将要改变性情，甚至改变记忆，并过着这样的生活，这种我今天正过着的生活。每天早晨，那只蓝色的钟和带有红、灰、蓝色的棱形图案的钩织花边床罩，它们是多么的好看——这是一位住在肮脏的私人疗养所里的病弱的老妇人的产品。美好、肮脏和悲伤在相互冷漠地交战——那是我亲眼见到的。更美丽的是桌子，那上面有电话、书和杂志。泰晤士报插在门上，从街上传来群鸟的啾啁和嘎嘎作响的卡车声。
这个神秘而特有的月份六月(少于一年)，形象化的陈述(“改变甚至是扭曲了的记忆”)，家庭日常用品清单(钟和床单)，随之而来的是投身于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住在私人疗养院的病弱的老妇人)，这已经预先让我们尝到了这本书不少的阴冷感觉和不安。对有可能是错误的主观意识的大胆假设(“那是我所看见的”)，由叙述者带着更多的家常用品回到舒适的享受(书籍、杂志，插在门上的泰晤士报)，担心知道企图要收回的是什么，回忆过去，并且最后向往冒险的决定(“这是我决定用我的生命去做的”)——如此无与伦比地快速转变语调和陈述正是作为作家的哈德威克的写作特征。
与《朝圣的鹰》一样，《不眠之夜》是一本带着对婚姻的特别关注去评价人类关系的小说，与威斯科特的小说一样，是由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幕后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作的叙述。她是一个作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吗?)。哈德威克超群的技艺在于使叙述者——自我描述——书的主角和超然的代言人两者都成了杰出的旁观者。在《不眠之夜》中，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有很多，“我”不是处在中心位置，而是处在他选好要复述的大多数故事的一则，使之在脑海中显现，与之交谈，使之悔悟，令人感到伤心的摆脱不掉的往事。
如何设计和琢磨一个故事的情节和它的开头是一项艰苦工作的两个方面。去解释、去激活或去进一步发挥。去衔接、去渲染——想想那些随笔作家在《失去的幻觉》、《多重身份的妓女》、《莫比·迪克》、《自私的女人》、《战争与和平》、《搜寻失去的岁月》、《神奇的深山》中的漫谈，这种寻求完满的欲望使一部小说丰满起来。有没有像百科全书般的被详加描述的动词?想来是必有的。
对小说加以浓缩、修复以加快它的节奏，将一些冗词繁句收拢在一块儿准备予以删除，对文词加以润色使之优雅，快速地浏览全文做出最后的结论(甚至有的人愿意一次又一次不断地进行推论)。想象一下闪烁着格言警句般光彩的《朝圣的鹰》和《不眠之夜》吧。对敏捷的追求极大地减轻了小说的负荷与长度，对它加以概括、强化，使之不可抗拒地趋向于统一的声音，如此的简短，用常规的眼光看，它简直不能称之为一篇小说。有时他们追求一种毫无情感色彩的超然表达，蔑视寓言或神话式的优雅，像唐纳德·巴塞尔姆在《亡父》中的手法那样，有没有“生硬”或“省略化的”短语动词?想来是必有的。
简练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在于叙说任何类型的故事而在于突出某种独特的基调，过多的经历导致世故(通常使人不再抱有幻想)，并且通常是本质性的。很难想象一个涉世不深的叙述者会强烈地爱好箴言式的结局。这种基调可以影响整个故事的叙述，它可以使小说变得隐晦，但严格地说，它不能将主题逐步展现出来。在一个无迁徙习性的观察者叙述的小说中，其结束语往往比由漫谈演变而来的小说更加接近于其开篇语。并不因为小说更短了，而是因为其外表具有追溯性。并且这篇小说的结局已知是由其开篇而来的。然而叙述者力图一直向前，他们不能不对期待中怜悯的颤抖留下印象，这已知的和不可阻挡的怜悯。最终，小说的开篇部分将成为一种早期的变体，而近来从某种程序上说，小说的结束部分开始变得有些像紧缩的变体。
比起随笔作家兴之所至的冗长的小说来，保持着省略式的简洁和具有精炼见解的小说似乎是一种更活泼的读物。他们不是。即使拥有可能像子弹一样开火的句子，注意力仍会无目的地漫游开去，每一个精巧的语言要素(或透彻的洞察力)都是一种重要的静态平衡，是一种潜在的定局。结尾充满格言警句的模式将过早削弱它更宽松地在迂回行进的句子中茁壮成长的势头。《不眠之夜》是一本心理境遇小说，让人着迷于作者那无瑕的充满着活力的声音，它的轻巧自如，它那半不连贯的描述，和它那简洁的破折号。以小说家通常的感觉而言已经没有了这种模式了。因为没有了这种境遇，也就没有了这种模式。正如境遇一样，与其说它以通常有条理的方式到来和离去，不如说它正以这种方式开始和终结。
致力于观察与表现的第一人称叙述有可能导致议论转移。从大体上说是如此。仿佛它是那个在特定时刻在运行的惟一的个人意识。充满忧思的、或者具有非常卓越的叙述者的小说，常常是旅行者们的小说——某种无目的性的漫游，或者是在这种漫游中踌躇的小说。《朝圣的鹰》便产生于徒步游历的迭经沧桑之中。如此平稳的旅行和小说里描写的一样逼真，或许那些压缩了的小说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情节设计和喧闹不已的重大事件，以更好地适应那些厚实的书。
《不眠之夜》中有许多情感转移的描写，毫无与生活不相关的阐释。
从肯塔基到纽约、到波士顿、到缅因州、到欧洲，段落和章节，纯粹的诗章之河，译自波兰文的小册子和译自俄罗斯文的大部头的著作深深吸引并感动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充盈着《不眠之夜》。那还算充足吗——决不要在意它是真实的。
访学式的旅行无疑是极度快乐之源，然而也有机会遇上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仿佛某人的生活中有着未能达到统一意见的兴趣标准。由一些平安舒适又接触现实社会的旅游作点缀的心理旅行经历无益于一个让人兴奋的计划。“它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戏剧性场面：我看见一艘停泊在码头上正待远航的护卫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舰长正发出起航的信号。但终归”——最好对另一些卓越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提及这位使人敬畏和紧张的未知人物，“但终归‘我’是一个女人。”
与开始相比，小说的结尾部分不太适合用格言或警句做一个突然的结尾以图引起回响般的效果。它们应传达的是让紧张状态得以平息。它们应该更像一个印象而不仅是一种陈述。
《朝圣的鹰》以卡伦夫妇的到来为开端，以他们的离去为终结。《朝圣的鹰》以对婚姻具有双重解释的思考而结尾。托尔声言，他担心卡伦极为痛苦的经历会对阿丽克斯产生影响。
“亲爱的，你决不会结婚，”我说道，要求着阿丽克斯，“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痛苦之后，你将会对之产生畏惧。”
“如果心甘情愿，怎能说它是一种痛苦?”她微笑地反诘道，以示不在意我的打趣。
“一个极坏的人的教训。”
“你不是个小说家，”她说道，为了向我恳求，“我妒嫉卡伦，难道你不知道吗?”从她的脸部表情我得出结论，她本人并不完全明白自己话里的含意。
在最后的几行里，威斯科特的小说给什么是意欲，什么是感受调制了一种骚动的疑惑，和一种令人困恼的虚伪的交流。“你决不会结婚”，“你不是个小说家”。对那位能记住恰好出现在第一段里的见闻的读者(阿丽克斯很快便会遇见并嫁给了叙述者的兄弟)和由伤心的叙述者解析的那些仍被卡伦的戏剧性悲剧深深打动的读者们说来，结尾看起来似乎是轻松的，可能太轻松了。
当然，所有的小说都应建立在作者的生活基础之上，小说中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都应曾经是一次观察、一个记忆、一个思考或对现实中独立的人的本性的崇敬。以第一人称为叙述的作者常被发现易于遭到一些不期而遇的个人隐私的传闻的伤害。例如，它有助于解释《朝圣的鹰》的结局。据记忆，已听说阿丽克斯·亨利将要结婚，但她将要嫁的人是作者的兄弟，而这位兄弟在小说中甚至未被提及，这件事看起来真值得探究一番。这位影响阿丽克斯性格的极好的朋友，一个富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移民在巴黎附近时髦的朗布依埃有一所房子(这个村子又叫钱塞利特)。在回家后，她确实嫁给了威斯科特的兄弟。
很多第一人称叙述者常被认为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他们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打造得外貌惊人，于己有利，与作者十分相似。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能够写出与优秀的《朝圣的鹰》一样好的作品的人，在他们长长的写作生涯中，也只有一次能达到这种极佳的写作状态。霍桑就常常与他心目中的科弗达尔作斗争。1841年，为了在《布利兹戴尔的罗曼史》中描写的合作团体的模式，他在布鲁克农场写信给索菲亚·皮博迪。霍桑还感谢他的未婚妻传递给了他真实的生活感受并保持着悄然潜入他心灵的“冷静和奇异的鉴赏力”。换句话说，他们挽救了他，使他免于成为科费代尔式的人物。
但是当“我”与作者具有同一个名字，或具有丝毫不差的生活环境，就像《不眠之夜》或V·S·奈保尔的《来者之谜》，和W·G·西博尔德的《迷惘》中的一样，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对作者生活中的事实信任多少而不必使我们变得不情愿地赞同，称这本书为小说呢?而西博尔德正是这样的作者，现在他极其大胆地实施着这项计划。他那希望被认为那就是小说的常常萦绕于心头的叙述，与一种激动人心的自我改变痛苦有关。他强调注重神圣的真实性，以致于到了包括他为他自己的书作注释的许多照片的程度。当然，一般情况下自传体小说中几乎所有将受到披露的东西，在西博尔德的书中都不存在。
其实，遮遮掩掩——有时可能被称之为含蓄、谨慎，或有所保留——主要为的是使这些异样的小说不至于倒转成自传或回忆录。你能够取材于你的真实生活，但仅需这点是不够的，还需采取迂回的角度。
剪辑你的生活便是拯救你的生活，为着小说，为着你自己。与一个人的生活保持一致，像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可能就意味着你最终也将会以那种方式来看待它。这仅可能对回忆(并且有可能是对虚构)构成障碍。
如果回忆不能按照年月顺序排列，那么省略和删除便有了更大的自由。回忆——片断的回忆，转换了形式——浮现出一连串丰富的记号。它迂回巧妙地前进，隐匿着故事的核心。哈德威克敏捷的简练措辞艺术和使之偏离中心的手法对一次只叙述一个故事来说，简直太活跃了。太活跃，有时难以叙述好任何事故，特别是在受到期待的情况下。例如，书里有许多有关婚姻的情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长篇肥皂剧，表现的是一个追求女性的丈夫和一对荷兰夫妇，她们是叙述者的朋友，那时她和她的丈夫住在荷兰。她自己的婚姻公布在第五十页：我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我们”……丈夫和妻子。在那种特别强烈的传统意识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激情有待发现。随之而来对“我们”的沉默——一个自立的宣告，那必是一种专断的本质形式。寻求“我”有能力写《不眠之夜》——一直持续到随后约50页的一个句子：现在我独自一人在纽约，再也没有我们。几年，甚至是十年过去了，或许致力于提高散文水准的书将总是被指责为没有给读者以充分叙述。
但这不是自传，甚至这个“伊丽莎白”也不是。她的素材来自于——但并非丝毫不差——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它是关于“伊丽莎白”看见了什么，和她在考虑着其他人的真正的本质的。它的才能与它的优先取舍机会，以及它独特而和谐的调色板相联系。她对痛苦婚姻长期忍受者的评价是没有怜悯心的，而她对典型的小市民却很和善，常与那些笨贼、阶级叛逆者和妄自尊大的失败者有接触。回忆使人想起一长列受到伤害的灵魂——愚蠢、欺骗、贫穷的男人们和一些草率的情侣们，他们纵情于嗜好或欲望(任由着自己或女人们)，结果都没有善终。谦卑、殷勤、单纯的女人扮演着过时的角色，她们只知道艰苦的岁月，没有被任何人宠爱过。这儿还有对叙述者的母亲极其忠实的回忆，还有些迂回曲折的漫谈“梅兰克萨”——像缪斯一样受祈祷的女人的人物描写：
每当我想起身患不正常疾病的清洁女工时，我便想起了你，乔塞特，每当我必须熨平衣服或使用沉重的铁锅做饭时，我便想起了你，艾达。每当我想起耳聋、心脏病和我不会说的语言，我便想起了你，安克拉。巨大的洗衣水槽里浸满了床单，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
回忆作品，即这本回忆作品，其最为着重的是选择回忆女人，特别是那些经历了艰辛生活的女人，那些造诣高深的书中通常被漠视的女人。正义要求她们不应被忘记，她们应被生动地描写，振奋起勇气参加语言想象的盛宴。
当然，在危急中你会唤起你的灵魂，别人的苦难会悲恸你的心。你试图去保护自己。回忆是善于创造的，回忆是一种语言行为，并邀约着它自己，使之难以回绝。至此，令人信服的洞悉赋予了这本书的书名：回忆与失眠症有着本质的联系，因为它正是那种令人难以入睡的东西。那些未被发现的回忆似乎常常是切题的(因为在小说中被包罗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无畏与哈德威克技艺精湛的联想令人陶醉。
在《不眠之夜》最后一页的结束语中，在始终累积着的极度兴奋下，叙述者这样说：
修女院长，阅读用放大镜和分派。接近这张冷淡的面孔，这位修女如此阴郁而认真。并且终生有人上下攀缘。
涉及个人交往的巨大痛苦，除了伪装之外再无什么新意。凭借附庸的翅膀逃逸，在最后的那一段中，甜美被短剑刺穿。
除了语言是新的，一切都是往事，这是真切的感受。烧灼着的涉及个人交往的巨大痛苦，和辛辣的词汇选择，跳动着的标点，句中活泼的节奏律动，策划出了更微妙、更鲜活的体验和更能引人共鸣的方法，使人望尘莫及。这是个间接的、有待讨论的问题，此即重点所在。
(责任编辑 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