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走出新时期

作者：周景雷

　　
　　新时期与后代作家
　　
　　在新时期文学期间登上文坛的作家凭借着自己的创作成就和年龄优势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无可争议的霸主了。他们在各个机构、杂志或者其他的圈子中都拥有相当的话语权（能够写出“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豪情壮语”的作家都能当上省级作协的副主席了）。比如我们现在查看各级作协机构中，掌门人几乎都是在新时期文学中冲出江湖的，在各种场合和发言中受到尊重的也是他们。自他们之后的所谓新生代作家、七十年代作家以及八零后作家中那些有成就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则是“关注”和“追捧”。在尊重和关注、追捧之间是有着严格的差别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尊重是文化、地位、身份的合成物，是一尊像，有威慑力和影响力。而关注、追捧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时尚的，像明星。不过从“五零后”到“八零后”之间还是逐渐过渡的。“五零后”在文革中深受其害，“六零后”赶上个尾巴，“七零后”则几乎没有记忆，而“八零后”则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了”。比如像“七零后”作家魏微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过：“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在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不记得了。”（魏微《流年》）每一代作家向前一代承认是容易的，但要是隔代认可则不是太轻松。依我看来，新时期的作家公开承认“八零后”写作的人不是太多。作家王蒙和学者陈晓明曾作为推荐人推荐“八零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这曾引起热议。除此之外，见的就不多了。相反，两者之间的争议和冲突倒是常常成为媒体最抢眼的文字。我想这里除了文化观念的差异之外，没准就会有一个新时期文学的见证人身份以及自身所曾属的新时期文学的崇高地位因“八零后”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而受到了挑战。具体地说，那个时代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所确立的价值体系遭到了无情的颠覆和嘲笑。他们原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将这些年轻的后生收复在自己的羽翼下看着他们慢慢地茁壮成长？在新时期作家和“八零后”作家之间，完全是一种现实中的父子关系，几乎所有的父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乖顺有出息。不幸的是“八零后”作家却以他们的尖叫、反抗等手段背叛了父辈们的希望，他们通过集体道德的哗变和变形的否定来对抗父辈们对他们的归拢，以致于像白烨这样的学者、批评家在与他们因规劝而发生的对阵中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不是白烨功力不行，实在是因为“八零后”的集体零道德的围攻大大地影响到了新时期那一代人的形象。
　　“八零后”作家的身份、道德背景和文化心理上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新时期作家和文学的反叛实际上表达了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拒绝，这当然包括作为二十世纪文学源头的“五四”新文学。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八零后”的出场姿态几乎与二十世纪早期那些左翼作家的出场姿态是一致的——反叛的、无序的、冲动的、热情的、都市的和大众的，那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蒋光慈。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作品曾创造了当时的销售和阅读神话，就像八十年后的郭敬明的作品一样，所能区别的是蒋光慈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八零后”作家们可能都不知道政治到底为何物，也许这是成熟和不成熟的区别，也许是“八零后”作家们不能走出新时期作家羽翼的原因之一。不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九零后”的陆续登场，“八零后”终于可以沉淀为老资格的作家，并可和陈丹青这样的新时期人物一起坐在文化论坛上指陈过去的事件，划定自己的期待范围，走出新时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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