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也谈国学与管理
作者：袁 刚
汉武帝罢黜百家肯定没有罢黜兵家，而且汉朝在他及其前后还三次大规模收集和整理兵书，从整理的结果来看，先秦诸子中兵家著述是大大超过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其数量恐怕比儒、法、道、墨全部加起来还要多。汉初张良、韩信收集兵家著述有一百八十二家，经整理《汉书·艺文志》录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现存先秦兵书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六韬》（伪托《姜太公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后两种曾亡佚，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得以重见天日。但失传了的更多，如《魏公子》、《子晚子》等。在这些兵法中，《孙子兵法》被后人称之为“百世谈兵之祖”，被尊为“兵经”。以后历朝都有兵书问世，最后一部是清末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喜欢。据统计，我国现存古代兵书有二千三百零八部，另有一千多部存目而不见书。兵书是一座思想宝库，也是人类一笔文化遗产。
兵家在国学中地位突出，兵书为任何时代所不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兵书实在，讲的是硬道理，不虚玄不讲空话，一般也不具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在诸子百家中，兵家著作中讲述的管理之道相对最多，也较集中。兵书讲谋略使人聪明，统治者爱不释手，但专制愚民者也害怕民间传习，唐人萧冰崖有诗讽秦始皇：“燔经初意为愚民，民果俱愚国未墟。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愚不得的人为汉开国谋士张良，黄石指鬼谷子式的隐者黄石公，他著有兵书《黄石公三略》，传授给张良使之有“子房之谋”，成为秦汉之际的第一智者、大政治家。
三、诸子百家无商家，群经之中无商经
我们讲国学管理，讲工商管理、企业管理，讲诸子百家、兵法管理。但是我们惊异地发现，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竟没有“商家”，“工”也不成其为一“家”，工商业与农业都是社会生活之基本需要，但在先秦诸子的专门学科中，有农家，还有兵家、名家，却没有商家这一科。
《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中国古代各学派各学科都有经典，儒家也有“六经”，《易经》、《诗经》、《书经》、《礼经》，还有《孝经》等，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李悝的《法经》。佛教传到中国也有《金刚经》《华严经》禅宗六祖《坛经》等。各行各业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经”，连喝茶唐朝陆羽还写了个《茶经》，还有《蚕经》，医学有《黄帝内经》等。但中国古代几千年能找到一部“商经”吗？中国有没有“商经”？没有！
为什么中国古代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中没有商家？不能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不重要，工商业在任何国家的经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商业致富之道，工商管理之术，怎么就没有人专门研究呢？这是个大问题。
没有商家、商经，问题在于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就讲“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商是末，农是本，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这个思想儒家法家都讲，且诸子百家几乎都赞同重农抑商政策，包括兵家、农家也讲究“耕战”，农业为富强之本，只有管仲知道通商之利。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几乎都遵循重农抑商思想传统，古人特别是统治者看不起商业盈利、追逐金钱。中国古代“四民分业”，把人按职业分成四类，“士、农、工、商”，商人摆在最后，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有些朝代规定商人不准当官，不准穿丝缎，甚至科举制度还不准商人参加考试。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工商没有地位，误国误民。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专制王朝的统治者把农民视为兵役赋税的主要来源，看成为立国之根本，逐利的商人被认为是挖国家墙角，是蛀虫是奸诈小人，危害国家利益。而特别是在战国时代讲耕战，更强调兵农是立国之本。儒家重义轻利，更是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论证。
先秦还有重武轻文的倾向，孔子的父亲就是个武士，士最初是武士，后来逐渐才发展为士大夫、文人知识分子。既重武轻文，就更加看重兵法，时人家家藏有孙、吴兵书。加上重农抑商，则经商盈利、经营工商业根本就被人看不起。轻视经商盈利，商人的形象很坏，在社会上灰溜溜的，谁还会去写“商经”！所以也就没有专门的工商管理学。经商受到压抑，商人的地位很低，所以古代中国什么经都有，就是没有“商经”，这是中国的悲哀。
但无论怎样压抑，商业总还是要存在的，而且肯定还是重要的，在利润驱使下，总是会有人去经商。西周以前是商朝，据说商朝就是因为善于经商而兴起，但又因为太纵欲逐利，酗酒而亡国。贵族、商人特别喜欢喝酒，不讲德治。灭商的周人就讲究重德轻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姬旦是周的创立者，他们克己复礼，为政以德。“郁郁乎吾从周”的孔子，更是以圣贤德治开创了儒家学派。儒家与法家、道家等都鄙视商人，诸子百家都讲治国用兵之术，却没有人讲经营管理之术。各家大讲统治术，即如何治国理民。仁政是一种统治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统治术，以猛治国也是一种统治术。统治术一套又一套很系统，却没有专门系统的经营管理之术。所以，要从中国传统中去追寻管理学，我认为不太高明。
秦朝统一，竟干脆把六国的商人富户统统迁徙到首都咸阳看管起来，或流放边远，现在的四川地震灾区就是流放地。有个姓卓的赵国工商业者很聪明，自愿来到四川荒凉但有铁矿的地方，马上成为当地最大的铁商，其后代有一位叫卓文君的美女，嫁给了汉初大文豪司马相如。这说明官府再抑制工商业，与民争利，工商业还是顽强地要发展。但行商坐贾，在古代长期被视之为奸，长期受到打压，人发了财一般都买地，成为地主，大地主大商人叫“豪强”，是朝廷重点整治的对象。在下层又往往受到农民起义的摧残。中国的大商人受到上下夹击，为富不仁，五世而斩，一般富不过五代，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精英首选是科举入仕当官，考不上才会去经商。两千多年来富商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和权力结合，求得权力的保护，勾结官府，官商结合才能发财。
工商业由国家垄断，不让私人有发财机会。汉唐时代实行刚性管理，先是盐铁官营，后是榷盐榷酒。盐大家都得吃，国营把价格定得很高，你不吃活不了，再贵大家也得去买，国家不就得到暴利了吗？唐朝榷盐之外还榷茶，抽取高额税。有一个叫黄巢的人科举屡试不第，就去经商贩私盐，官府抓就对着干，领导农民起义杀进了长安，我花开后百花杀，把科举及第当官的统统杀掉，满城尽带黄金甲。
宋以后有所放松，国家不再垄断经济，实行文臣治国，弹性管理，不抑兼并。《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汴梁（开封）店铺林立，商业繁盛的景象。商业繁荣使宋在世界上首先印制了纸币。到明清时期，很多读书人科场不第就去经商，出现了儒商，如晋商、徽商。儒商把仁义、诚信作为经营信条，逐渐发展起规模经营。但在中国经商充满艰辛，统治者几千年没有明白自由工商业对国民的好处，不开放，不搞活，始终以农立国。清朝搞“闭关锁国”，只有广州可以对外贸易，“十三行”得到国家特许，垄断了全国外贸，官商勾结，个别人甚至成为世界首富。直至近代国家权力仍严密控制财富，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只有特许经营，官商勾结才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