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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收费政策不宜大动
作者：裴毅然
必须承认，确有下岗工人或贫困农民因凑不齐子女的高校学费，走了极端跳了楼；也有中西部一些贫困县农民十年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名大学生。但这些个别案例并不能证明高校收费的残酷性，并不能撼动收费政策的整体合理性。就像有人忍受不了竞争压力而自杀，难道就能从整体上推翻竞争体制么？别忘了，仅仅依靠道德是无法推动社会这架大转轮的。
中国之大，各地发展之不平衡，任何一项全局性政策都需要一定的补缺，但局部的补缺并不等于整体的全部推翻。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尽量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兴教办学，再以其他补救性政策遏制负效应，应该说是相对合理的政策。目前高校对贫困生采取“绿色通道”——先入学后商量解决费用（减免学费、贷学金、助学金、奖学金等等），即“奖贷助补减”五种救助性措施，没钱也能上大学。据报道，2006年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二百四十点三万贫困生读大学，2005年有三十九万贫困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交学费直接入学〔11〕。陕西省累计八万五千名贫困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五亿九千万元；其中四点五万贫困生所得三点一亿贷款，得自2004年6月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以后〔12〕。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贷学金政策执行六年来，除京沪等大城市毕业生还贷率较高（因收入较高），中西部地区还贷率极低，河南全省至2005年只有一名毕业的贫困生还清贷款〔13〕。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借贷生逾期未还〔14〕。2006年9月，陕西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对违约一年以上不还贷的学生将在媒体及网站公布其姓名与相关信息〔15〕。就是上海，2006年9月，农业银行将九十六名助学贷款不还者告上杨浦区法院，这些已毕业的贫困生如今每月仅需还款一百六十一元，仍然一躲了事。农业银行此类欠款纠纷达三四千件〔16〕。不消说，所有未归还的贷学金还是国家与高校共同买单，高校每年须向教育部协贷中心缴纳本校贫困贷学金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一为风险金，国家财政部也向该中心缴纳百分之四点一风险金，共同作为银行“坏贷”的赔偿金，等于国家与高校为贫困生的高等教育作出“实际支付”。2001年国家财政高校特困生各类资金总额近七千万（含助学贷款）〔17〕。教育部2006年3月8日发布消息，迄今共发放贷学金一百七十二点七亿元，资助了一万八千二百零六名贫困生〔18〕。由于“坏贷”总额远远高于风险金，银行已有拒绝发放贷学金的动议，并要求对还贷还制定强制性措施。
就是欧美各国，教育投资也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项目。如笔者姨妹夫妇（均为美国博士），家庭年收入十余万美元，也承担不起孩子入学哈佛、普林斯顿等收费很高的名校，只能让孩子进入居住地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该州子弟仅收学费五千美元／年。
三、高教扩招的必要性
现在以大学生就业困难反对高校扩招论调不时泛起。实际上，所谓大学生就业难也只是相对于京津沪穗深等高收入城市职岗，若放眼全国，挺进中西部，进入中等城市或再深入县乡镇，就业需求可是“大大的”。再以实际数据来看，2004年底，当年大学生就业率达百分之八十四，全国仅四十五万多毕业生未于毕业后立即找到工作〔19〕。这一“未就业率”显然不足以说明扩招过度。而且，“毕业即失业”乃普遍现实，哪个国家都不可能使本国大学毕业生百分之百充分就业，更不用说“满意就业”了。如果大学毕业生一出现就业难，即以削减招生数相平衡，是一种能够选择的政策么？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的残酷：一定程度存在的失业率，乃是促进人们珍惜工作机会的最大动力。
一头是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人才与社会进化需要成员素质提高，呼唤高校扩招；一头是国民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身竞争力、提升生活质量。可见，高校扩招乃是上下两头都呼唤都支持的现实需求，于国有益，于民有利。就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不仅仅是社会成员单向的享权，民主也对社会成员提出相应的文化要求。仅凭就业相对困难即否定扩招，是不是太片面了？至于将高校扩招归之“延缓就业压力”、“扩大内需”、“以教敛财”，亦均似是而非，责之失当。“延缓就业压力”原本无错，难道不需要延缓吗？扩招既延缓压力，又提高青年文化素质，难道不对吗不好吗？“扩大内需”、“以教敛财”（就算是），引导国民向他们愿意且正确的方向投资，错了吗？
据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芝加哥工商管理学院教授）1990年代末调研：中国人均实际收入与美国相差约一百年，但中学教育已达到1970年代水平，而当时美国人的人均收入为中国当时水平的十倍〔20〕。可见，以我们目前相对落后的人均收入支撑当前的中高等教育，确实体现了“教育优先”的发展思路。
不过，高校扩招确实也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慎重对待，如学生人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从十四点四平米降至十一点八平米，生均教学仪器值从六千四百零九元降至六千二百零九元，生均藏书从一百一十七册降至六十一册〔21〕。高校债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有的大学已经亏损运行，连债务利息都无力偿还〔22〕。研究者已经提醒若继续扩大高校规模，国家经济实力将难以支撑，呼吁我国高教发展重心应从增量转向增质。但这些较之扩招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显为次要方面的负效应，可通过适当调节加以解决。如果因了这些次要方面的负效应，否定扩招的整体积极效应，实属以偏概全，极为失当。再说，任何发展身后都不可能没有一点最初的阴影，只要还在可纠可补的范围内，就不应该因了这块阴影否定已经迈出的脚步。
就中国教育现状来说，虽然问题很多，需要不断修正改进与加大投入，但基本政策还是对路的，或者说相对合于实际国情。至少，高校收费政策目前不宜大动。
注释：
〔1〕〔5〕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3月8日第8版“两会特刊”。
〔2〕载《南方周末》2006年10月12日A3版。
〔3〕载《内部参阅》1999年第4期（(总第447期)。
〔4〕载《内部参阅》2002年第21期(总616期)，2002年6月7日，第6６页。
〔6〕林樟杰：《论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76页。
〔7〕〔8〕载《解放日报》2007年3月11日第3版。
〔9〕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第3版。
〔10〕《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2月31日第3版“新闻观察”。
〔11〕载《半月谈》2006年第8期。
〔12〕〔15〕载《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9月4日第2版“国内新闻”。
〔13〕载2005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14〕〔18〕据央视１２套法治频道“中国法治报道”栏目报道，2006年3月10日12:00-12:30。
〔16〕载2006年10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17〕载《内部参阅》2003年第4期（总第648期）。
〔19〕〔21〕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12月8日第5版。
〔20〕载《内部参阅》1999年第42期（总485期）。
〔22〕载2005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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