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猴子和她的独立战争

作者:狄 马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旦一个微小的怀疑从生活的暗流里涌出,变成一个无法熄灭的火花从一两个个体的脑中飞速擦过,那么,谎言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康德说:“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具体到猴子革命这件事上,在小猴演讲之前,众猴并不是缺乏思考的能力,这从最后它们“一拨就转”的速度上,也可以看出它们的思考能力。“言未既,众狙皆寤”——话还没有说完,众猴便恍然大悟,这不是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猴子的反应。只是胆怯和习惯使它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引导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它们自己是很难管理自己的。
  就这样,猴子在山林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轮回。直到小猴出现,它们才知道,以往的生命是在黑暗与虚无中度过的。因而,小猴是它们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换成我们熟悉的话,就是,它以自己的理论实践为猴子的自由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武装了干部。就像美国人有华盛顿和杰弗逊,法国人有伏尔泰和卢梭,中国人有胡适和鲁迅,这群猴子应当为小猴在独立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而打造一座纪念碑。
  
  猴子能不能变法?
  
  人们一旦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就不能不去做。猴子也一样。换成我们人类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猴子一旦意识到它们处在奴役之中,就一刻也不能忍受。于是,它们乘狙公熟睡,砸碎了关押它们的笼子,毁坏了驻地周围的栅栏,又跑到仓库里夺走了它们的劳动果实。狙公终于饥饿而死。
  面对如此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猴子中的“学者”、“教授”一定捶胸顿足,唉声叹气。它们中如果有自由主义大师,那么,一定坐在茶馆里呼吁“告别革命”;或者拿了课题经费,在核心期刊上买一块版面,发表文章说,“革命本非必要”、“改良优于革命”;甚至有人以“转型社会和平的重要性——兼与小猴商榷”为题,申请到了国家资助的项目经费,当上了博导。但奇怪的是,当以往这些猴子呻吟在皮鞭之下的时候,它们从来不讲和平;当以往猴子将辛苦一天的果实交给狙公,不但得不到丝毫的权利,反而引来了更为贪婪的剥削更为残暴的管制时,这些“学者”、“教授”要么假装看不见,要么说这是社会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种种迹象使人怀疑,这些“学者”、“教授”暗地里是拿了狙公的好处的,是和狙公穿一条裤子的。因为和平如果只是让弱者、穷人、无权势者在面对残酷的奴役和统治时不加抵抗,坐以待毙,只是让强者、富人、有权势者降低统治的成本,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么,和平对谁有利,就是一清二楚的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狙公对猴子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管理?“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说明在每天出山之前,狙公是要进行“战前动员”的,除了部署工作,兼有“洗脑”的功效,不外乎讲劳动光荣以及依法纳税的重要性;“使老狙率以之山中”,说明狙公并不是亲自上山,他依靠的是官僚化的行政系统,“老狙”相当于一个主管业务的执行经理,至少是一个中层领导;“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说明“百分之十”的税率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当纳税人无法完成时,他就用暴力手段强制征取;“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说明在狙公的管理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除了忍气吞声,作为被统治的众狙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狙公。综上所述,从出山之前的“战前动员”,到由“老狙”率领的官僚体系管理,到没有任何权利只纳税,以及下班之后关在笼子里的猴身控制等种种要素上看,狙公对猴子实行的都是从肉体到精神,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基础的超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统治。
  我们可以想像,当这一群武装起来的猴子“破栅毁柙”的时候,在它们身上是多少个世代多少个日夜积累起来的耻辱和等待,多少次哪怕是在点滴小事上都不给好脸的羞辱和苛待,多少次舔干棒伤的无声哀哭,汇聚成了今天的暴力和“非和平”。简言之,这是围绕猴子发生的无数细小侮辱的总爆发。你可以嘲笑它们的疯狂,它们的不理智,它们没有学会“非暴力运动”的细节和规则,但这一刻,所有的理论和教诲都离它们而去,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它们只记得以往的皮鞭和捆绑,轻蔑和丢脸,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和呵斥的切身经验。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猴亡政息”?或者换句话说,是谁把猴子逼上梁山的?再简单点,就是,狙公能不能不死?从猴子日日上山,忍耐了好久才被迫起义的事实看,猴子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暴徒。由于权力分布、信息资源的严重不对称,猴子根本不可能对狙公进行变法改良。变法的主动权在狙公而不在猴子。从寓言提供的事实看,最后是狙公的极权主义统治把猴子推到了暴力革命的境地里。因而,狙公才是这次暴乱的真正责任人。
  
  狙公之死
  
  一般来说,偶见的不平和失误不会激起大多数的顺民跟着野心家蛮干,只有明确的证据指向统治者正在行使对他们怀有敌意的计划,而且这种计划凭借和平的手段是万难改变的,这时,被统治者才会被迫起来反抗。难道理性动物凭借起码的感觉和思维,维护生命的存亡,这能归咎于理性动物具有理性吗?如果人们一味指责反抗行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员和财产伤亡,那么,这不是指责结果而不指责原因吗?
  假如狙公实行的不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控制,而是在多次听到猴子的哀哭、怒号、甚至是零星的反抗后,及时调整统治方略,在猴子中实行独立工会制度,察纳雅言,降低“个人所得税”,从宽处置犯有过失或纳税不足的公民,那么,暴乱也不是绝对不可以避免。但极权主义统治使独裁者过于迷信暴力,虽然不管是由于受人哄骗还是出于恐惧,民众中的大多数总是习惯于逆来顺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施暴者可以恣意妄为。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以致民众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中就连那些最老实巴交的也会选择铤而走险。因为根据“血酬定律”,当一个时代的民众觉得忍耐就是坐以待毙,死亡的几率是百分之百;而选择反抗,被杀头与“革命成功”、被招安的几率各为百分之五十时,民众中就连我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也会扛起锄头出门。
  这说法也许会让一门心思评职称的教授睡不着觉,但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众——尤其是那些具有专制传统国家的民众,弊害非到大得无法忍受,祸乱非到多得无法做稳奴隶,他们是不会选择反抗的。“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是大多数民众面对专制暴力的常态反应。假如狙公不要把“鞭箠”作为唯一的统治武器,给众狙哪怕是点滴申诉的机会,“馁而死”的命运也许就可以避免。假如他规定,众狙有不满现状的,可以向老狙反映,也可以直接向他本人反映,如果都没有效果,可以组织示威游行;这样,当猴群由小狙率领游行到狙公的住地——我们权且称为“狙府”——时,狙公完全可以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公开向他执政以来历次行动中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答应立即释放在押政治犯,平反冤假错案,并为历次“严打”运动中致残、致死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经济赔偿,并在游行队伍前用高音喇叭公开承诺:从即日起,狙公管理的国家“个人所得税”由百分之十降为百分之一,已收的部分狙公将用于给众狙盖别墅,装空调,安装可视电话,修单身宿舍,并对学龄幼猴实行义务教育,对猴子中的鳏寡孤独实行抚助等。尤其是在接见游行代表——也就是小猴——时,狙公甚至痛哭流涕,对他多年来的残暴统治忏悔不已,抹干泪珠,他郑重声明:从今年起,这个猴子国家将“还政于猴”。由猴子直接选举议会和总统,以后每隔五年选举一次。议会将成为未来猴国唯一的立法机构。在新的总统投票产生以前,我,狙公,不过是代为摄政。一俟正式总统从验票箱中产生,我狙公将全身而退,决不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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