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被贬低的思想
作者：景凯旋
他们全都有意无意地意识到，要想让读者在现实生活的痛苦中去发现幸福与和谐，痛并快乐地活在当下，就必须摆脱鲁迅的背影。
八
就连某些自由主义者也在轻率地贬低鲁迅，他们采用一种简单的推理，断言国民性批判是文化决定论，甚至还把它与文革拉上关系。但是，在我看来，自由的诉求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某个文化中缺乏自由，那就应当改变这个文化，就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所做的那样。诚然，文化传统、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之间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应忘记，即使在英美自由主义国家，在祛除专制的革命之前，也曾有过长期的思想启蒙，以便让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更不应忘记，五四以后的转向，绝不是国民对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对一种制度选择的结果。
当今的消费主义使人们更加重视当下利益，趋利避害成为大多数人的现实选项。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今天，活在当下的实际内涵与西方的功利自由主义看上去似乎是相近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自由，而不是功利目的，因为追求实利并不必然导致自由的实现。现代自由主义重视经验常识，反对侈谈终极关怀，但同时也强调正义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因而是建立在人的水平之上的学说。
换句话说，鲁迅与后来的造神运动毫无瓜葛，他只是向我们表明了，活在当下不是一种自由，只有活在真实中才是自由，把佛道思想看作自由精神，或者把儒家思想视为责任伦理，都忽略了其中压制自我漠视个人的实质内容。现代自由主义与活在当下的区别也不是追求现实利益的问题，而是人的权利与价值的问题。
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普罗米修士气质体现了一种求真意志，它与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多元社会理想形成某种悖论的关系。在反思这种意志对自由造成的灾难后，二者之间是否已经趋于平衡，这仍然是今天西方文化自身面对的问题。反观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却似乎只是在专制主义与被专制主义之间打转，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空洞的终极关怀，要么是尽兴活在当下。
我们今天也许正处在一个思维转型的过程中，它将建立在经验常识之上同时又不被常识所限，还是回到当下即是的人生哲学？我们如何避免因一元论而再度堕入绝对主义的迷狂，或者因多元论而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我觉得，无论是思考传统的现代转型，还是提倡重新启蒙，这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九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选择一个作家作为它的文化代表，如英国是莎士比亚，德国是歌德，法国是雨果，西班牙是塞万提斯。但奇怪的是，这些作家身上却很少具有所属国民的典型特征，或者说，他们往往具有与自身民族性相反的素质。在博尔赫斯看来，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位不同于它的人来做代表，这个人是自身文化的解毒剂。
鲁迅便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家。他们都曾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两人后来的路却大不相同，各自代表了现代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在周作人，是回归中国传统，于当下中重新找到活着的智慧；而在鲁迅，却是一如既往，始终“别求新声于异邦”。因此，当近年有人借用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指责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出自西方文化时，至少对于鲁迅的思想资源，他是说对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产生不出鲁迅这样的巨人。正如歌德、塞万提斯一样，鲁迅的活在真实中也从来不是民族的，而是超越了他所属的民族。
当这位最不具有中国文化意识的作家辞世时，他无疑是怀着深深的绝望的。这绝望在他身后仍在继续，出殡的行列盛大庄严，缓缓穿过上海的繁华街道。在他的棺木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人群中，也走着许多曾被鲁迅批判过的人，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位老人的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当然，他们也不会真的认为鲁迅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于是，这显得就像是一次集体的共谋，通过一种命名仪式，把鲁迅变成自己的同类。
十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想要站到人的起点上，就必须回到鲁迅，从他的身边出发。原因只有一个，对现代中国人来说，鲁迅不仅是民族魂，更是民族的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