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2期
性格卡片（之六）
作者：周泽雄
56.虔诚
中国人的性格矿产是非常全面的。有位女士读了我的“刁滑”后，便判定我拣了一个便宜。她的意思是，“刁滑”并非具有普适意义的性格，平均分布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若让一位瑞典人谈论刁滑，他就可能一片茫然。而中国的刁滑资源则是非常丰富的，一些国人运用起小刁小坏来，灵便程度不亚于使用筷子。对此我尽管“心有戚戚焉”，却也不敢否认自己确实沾了身为中国人的光。不过我立刻发现，世上没有白拣的便宜，当我此刻试图进入“虔诚”的性格版图时，我意识到，还债的日子到了。
虔诚，正是大中华性格矿产中最为稀缺的品种。中国人之昧于虔诚，正与瑞典人昧于刁滑同。现在轮到我“一片茫然”了。
我曾在去某佛教名山游玩的山路上，见到非常感人的老太，凡行三步，必全身卧倒，做出标准的磕头动作，方始前进，真是三步一坎坷，一跪九莲花。对这位老太的虔诚，我只能本着最大的善意去估量，虽然，这位老太究竟因何迈此苦步，她的精神世界如何，文化水准咋样，我一概不知。再说，我撰此小书，并无意惊扰或探究世上的苦行僧一族。我承认他们的存在，同时也承认自己对此兴趣寡然。我的评论兴趣不出市井里巷，评论对象始终是寻常百姓。正是在寻常百姓那里，我发现，虔诚要么没有，即有，也是姿态的意义远大于实质，世俗的功利百倍于精神的追求。
中国人在世俗领域中的务实倾向，是非常突出和注重实用的。中国人做出的种种貌似虔诚的行为，背后都有现实的利益或来世的果报支撑着。比如，一个从来不相信佛教、对大乘小乘之别都无所知的母亲，在儿子考大学之前，就可能去庙里烧香捐钱，三跪九叩，行出种种既如临大敌又莫名其妙的大礼。若外人不察，单看她跪拜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谁都将以为她是世上最虔诚的女人，谁知她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增大利润空间，出门后又到太上老君的像前如此这般地再行跪拜起来。在中国民间，观音娘娘配享的香火历来最盛，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说，观音娘娘在中国受到的侮辱最大。什么样的烂事馊事坏事，包括麻将的手气，阳具的力度，都可以到她那里去祈求，把个外貌玉洁冰清的菩萨都作贱成什么啦？观音娘娘若果真“有求必应”，她不成了世上最大的贪官昏君，最浪荡的妓女？——不觉想起钱钟书先生援引过的黄庭坚诗句：“设欲真见观世音，金沙滩头马郎妇。”该“马郎妇”据说正是“施一切人淫”的观音菩萨，一名“锁骨菩萨”。——我纵属无神论者，也觉得看不下去。
虔诚是一种宗教性格，就其理想形态而言，应指与现实功利脱钩的性格或行为，理应有一种通灵的属性。我们敬仰某师某人，自觉自愿地恭行某种仪式，履践某种生活方式，当非出于物物交换的目的，而是在精神上别有寄托。真正的虔诚，当能洗涤心灵，净化情感，提升境界。它的作用在此，亦仅限于此，逾此辄成僭越。虔诚未必非要备齐猪头三牲，行太牢大礼。它的奉献是精神性的，索取亦当止于精神。
然而在中国，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很少见，我们习惯上最能接受的，亦只是比喻意义上的虔诚，如说某人具有一种艺术的虔诚。而我们见得最多的，则是以虔诚之道对待不必虔诚之物。一张张充满虔诚的脸，同时却在干着亵渎的勾当，这在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就亲眼见过父丧不奔的家伙，理由是什么呢？原来他所在单位正面临人事变动，自己那顶小乌纱帽有可能瞬间易手，出于对权势或官阶的虔诚，他只能把老派的孝道搁置不管了。
套用西方人的术语，虔诚者是一神教的，而如中国人之类具有随机信仰的人，则是泛神教、多神教的，所谓的“偶像崇拜者”。他们礼敬的对象，永远随偶像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我也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属于虔诚的东西，也许对文字有那么点，但这也是比喻意义上的。
57.夸张
觉得某人性格夸张，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推断，由于客观系数太低，往往极不牢靠。
如果我是个平庸之辈（实际也是如此），面对一位特立独行之士，就可能觉得他处处夸张，虽然对方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响应心灵的召唤而已。不同民族、不同传统的人彼此打量，也常会因文化眼晕之故而觉得对方行为夸张。以爱情的体温而言，中国人理解的爱情，也许以37.2℃为适宜，法国人却强调必须按37.8℃起算，充满拉丁血液的南美人则断然认为，37.2℃已经是离婚的体温了，37.8℃也只不过是黄昏恋的水准，成年人的爱情体温，只有达到38.6℃，才算初步成立。——可见，这里的夸张只是感觉上的，它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爱情温差，而未必意味着对方的性格出了岔子。
人们在表达友情、敬意或哀悼之情时，也常会下意识地扩张自己的情感规模，搞大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起到要么升华自身形象，要么安抚对方心灵的作用。此时的夸张，只是权宜之计，属于生命场中偶一为之的戏剧性策略，同样未必标示出人们的真实性格。夸张有利他利己之分。具有利他性的夸张，常常出自喜剧人格，伴随幽默情境，类似性格上的修辞法，目的在于调剂人际关系，滋润人间情感。出于利己欲的夸张，则较易成为阴险的面具，权谋的帮手，市井小贩们以所谓“跳楼价”欺诈顾客时，就常会实施此类夸张，脸部表情瞬息万变，肢体语言呼天抢地，竭尽诚恳之能事。利他性的夸张也许是不自觉的，利己性的夸张，因动机明确之故，当然有可能手法精妙。
但大多数情况下的夸张，就像摄影机一样，也许只是视点不同导致的感觉歧异。有太多的因素可以左右我们的“夸张观”，我们对夸张的评价事实上经常是忽高忽低而无一定之规的。一位不服老的老人做出的种种卖弄青春的言行，不仅让人觉得夸张，还可能让人觉得可敬，因为我们认可了他夸张的方向。相反，一位二十大几的姑娘因为拒绝长大而不断以“女孩”自称，就没有丝毫可敬可言了。由于夸张者犯了方向性错误，遂使看客浑身不自在。
鉴于夸张的相对性太强，极难一概而论，所以我决定言归歪传，谈谈目前青年人中盛行的时代性夸张。
我们都知道，羊群里出现一头狼，固然危险，但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羊群的健康。为了生存，它们显然必须让自己更矫健。我发现，在今天城市孩子们的成长环境里，明显缺乏这样一头狼。中国家长们最大的共识是：只要孩子把书读好，把大学考上，那么，他们可以做牛做马。结果，就孩子这一方面来说，由于他们总体上不愁吃穿，无需劳动，他们与生存本能相对的那一部分情感，就可能因找不到合适的表现题材而变得错乱。除了书包的沉重再没有别种沉重，除了升学的压力再没有别种压力，痴心的父母擅自全权代理了他们作为自然生命的其他感受，他们被有意无意地视为某种升学机器。于是，他们被扭曲的生命体验，只能以慌不择路的方式，四处奔散，夺路而逃。
在一代青年人身上，经常体现出某种不成体统的夸张，那是复苏的人性对自身机械性的反抗。这反抗，在我们这类多少吃过点苦因而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人间磨难有一把尺子的人看来，常常是既悲壮又搞笑的。因为生命的经验被剥夺太过，导致他们的身心感受仿佛集体被降了一个层次，不同水平、层次的事件，在他们幼稚的心灵里常常变得七颠八倒，反映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眼里，就体现为一种时代性的夸张。为了脸上一点“小痘痘”，他们会奢侈地流露出悲伤的表情，一点在我们看来属于“羽量级”的快乐（比如得到一位球星的亲笔签名），他们就可能毫不吝惜地挥霍欢乐，那份狂喜的劲儿，只有范进中举才可以媲美。我刚从电视上看到的一则手机广告，也很有说服力。一位青年人因为使用了一个具有录音装置、可以随时下载铃声的手机（就这点屁大的事），便在飞机场上做出了一个也许意味着“酷毙”“帅呆”的姿势，脸上那副幸福劲儿，让我目瞪口呆。——虽然那是属于广告的夸张，但也多少折射了世态。
面对这种夸张，我只有不知所措。
58.焦虑
焦虑，差不多每个现代人都与之打过交道，而古人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焦虑的行家，都明白焦虑的厉害。
焦虑是紧张吗？不完全是，我们的生活也许非常有序，甚至非常安全，并没有在周围感觉到何种敌意，但我们还是焦虑了。焦虑可能导致紧张、不安或烦躁，但紧张是有原因的，不安或烦躁也是有针对性的，焦虑本身却常常无因而至，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何焦虑，我们只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焦虑之中。所以，在西方，焦虑者历来是精神分析诊所的常客。中国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只是中国没有人家那么发达的心理咨询业罢了。
关于焦虑，我的浅见是，它可能属于文明的代价。现代文明的发展过于高速，人类可以在社会人的层面上尽可能适应这个文明，却无法在自然人的层面上适应它。生命原本有自己的内在节律，这种通常不为人察的节律，天生具有从容悠闲的倾向。但现代文明是一种效率文明、速度文明，结果，正如大型喷气飞机和汽车已经破坏了大气臭氧层一样，“摩登时代”式的生活节奏，同样破坏了我们各自生命的臭氧层。我们内在的节律开始紊乱了，焦虑，就是这种紊乱的反映。
虽然历史的车轮不容倒退，但我怀疑，造物主当初创造人类时，并没有想到逐渐学会驾驭自身命运的人类，最终会发展到目前这一步，会成为速度生活的崇拜者。我们在成为速度崇拜者之前，通常谁都没有来得及就此事先询问一下内心：快节奏生活是否是一种更值得我去过的生活，我们是被所谓的时代车轮不由自主地卷带进去的。文明车轮不可阻挡的轰鸣声，掩盖了我们内心更为真实的呼喊，我们的自然人意识由此被迫转入守势，被迫进入休眠状态。焦虑的种子，自此便深埋心底。如果沙尘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索赔方式，焦虑则是造物主借助我们自身的力量，对速度人类进行的心灵索赔。
过于发达的大脑倾向于轻视心灵，以致忽略了一个最不该忽略的事实：心灵远比大脑聪慧，它只是拙于表达而已。我们的智力和社会人格，倾向于不由分说地进入这个速度世界，我们的内心却在悄悄地说“不”。我们自然人的生命节律跟不上我们社会人的生活节奏，焦虑遂应运而生。
对今天的都市人来说，焦虑是大家最能产生共鸣的心理经验。焦虑之于你我，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相对而言，总是那些地位更高、权力更大、财富更多的人，拥有更充分的焦虑体验。焦虑，事实上成了文明人的精神宿命，真相是，一个人外在成就越高，内在焦虑也越强烈。相比较而言，总是农民比工人更少焦虑，工人比白领职员更少焦虑，艺术家比银行家更少焦虑，家里揭不开锅的穷汉比吃遍山珍海味的富豪更少焦虑。
考察当代人性生活上的焦虑，也许更能帮助我们接近焦虑的真相。性，是人之大欲。虽然每一个现代人都会对现代避孕技术由衷地产生感激之情，因为正是现代避孕技术，使人类的性器官摆脱了生殖的羁绊，一跃成为享受的利器。但我们也应该同意，作为一种感受的性欲，原本与文明无关，一个人不会因为生活在两万年前，交媾快感就大打折扣，也不会因为生活在高科技的今天，阳具就理所当然地较古人来得壮硕和善战。与古人比较，现代人只是具备了更多的性学知识而已。如果有人因为性学知识的丰富而水涨船高地获得了更好的性感享受，估计上帝也会祝福他。但现在看来事情远非如此乐观。伟哥的泛滥即使不能证明人类已面临集体阳痿的危险，至少也暗示了此事的大告不妙。理由很简单，人类的性器官本是通灵之物，至情至性之物，天生具有“绝圣弃智”的爱好，由不得现代操作主义者按照技术的配方进行折腾。排练姿势，预订快感，算计高潮，性器官终被折腾不过，遂只能临阵脱逃，撂挑子了。
就智力而言，人的大脑有时甚至不如人的性器官。性的焦虑，归根结底，还是文明的焦虑。
59.隐忍
以性格而论，“隐忍”似乎很有质感，来头不小。当我们想到它时，眼前浮现的总是些大人物或厉害角色，如三国时的刘备就是“隐忍”的典型。他在曹操眼皮底下效老农种菜时的谦恭，上厕所时偷偷抚摸那两条因久疏战阵而赘肉横生的大腿时发出的浩叹，堪称中华隐忍术的经典范例。中国从秦朝赵高开始播乱朝廷的那些宦官，也个个擅长隐忍。他们男性气概上的致命缺陷，一旦被施之于宫廷权谋，好像总能提供意外的方便。说话是如此奶声奶气，举止是如此扭捏作态，以致谁都以为可以轻视他们，无视他们，谁都以为可以不把尔等当人看，结果偏偏是他们，经常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在中国，我们一般都会心照不宣地承认，想发横财，不坑蒙拐骗不行；想做大野心家，不擅长韬光养晦，同样没戏。
但今天，在制作这张“隐忍”卡片时，我想把笔尖转一转，暂时从那种赵高级别的大野心家身上挪开。在我看来，大野心家的隐忍，本是世界范围的共通现象，西方世界同样不乏此辈。既然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我觉得更有意思也更有必要首先探讨的，无疑是这个事实：为什么在中国，历来不乏超功利的隐忍者？
此话怎讲？隐忍，通常总有一个目的，你也可以说成居心叵测或包藏祸心。以刘备为例，他是身在菜园心在朝廷，此刻躬下去的背脊，正为了来日的光复汉室，高踞御座。但如果刘备完全没有那份雄心，就想着自己的自留地，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种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国内却并不少见。中国人信奉“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此类格言的泛滥，会制造出种种可悲复可笑的生命行为，其中之一是，在国内我们经常会遇到些目的不明、价值可疑的隐忍。一个人，可以像天下最伟大的野心家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点头哈腰，在小科长面前都善于把谦卑进行到底，以致小科长们都快要怀疑这家伙居心何在了，到头来却发现，他竟然全无居心。他隐忍得如此惊心动魄，至陋至贱，似乎只有一个天大的阴谋才配得上这份隐忍的规模，结果，闷葫芦打开后却发现，他所谓“天大的阴谋”无非是希望能保住饭碗，能按时领到退休金。手段如此不同寻常，目标又如此不足挂齿，从功利角度考虑，即使用高射炮打蚊子，也比他的行为经济得多。
所以，我只能说这种隐忍是超功利的。——超功利云云，当然只是碍于我的理解力，也许对他来说，在小科长面前的曲意奉迎，与古代大臣在皇上面前的小步疾走，根本就是一回事，功利大得很呐。一个本无足道的寻常岗位，在他眼里不亚于一座帝国江山，值得用隐忍的方式去捍卫。
更可能的实情是，我们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隐忍。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不太容易产生中国式的奴才。我们在电影中也经常看到，西方大户人家的管家先生（想想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那些角色，或电影《蝴蝶梦》中的丹佛斯太太吧），走路往往还格外高视阔步，与主人说话时，甚至有居高临下之势。在他们的思维里，尊严不是筹码，而是人的基本立场。当人的尊严可以无需呼唤地存在于每位个体身上时，隐忍也就无立锥之地了，即使忍耐（谁都会有忍耐的时候，西方人也不例外），也不妨昂起头来忍耐，不必非要低眉下气不可。
然而，隐忍似乎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民族潜意识了，以致我们中一些人常常隐忍得莫名其妙，隐忍得完全丧失了立场和原则。我以为这才是最可痛心的事情，如果他真有赵高的野心，倒也罢了，可他们装孙子的目的偏偏就是为了做孙子。——隐忍到这个分上，除了隐忍，他已经什么都不会了。
60.虚荣
我有过十多年的教师经历，自打二十一岁离开大学校门，就一直在学校里工作，也理所当然地一直被人以“老师”相称。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缘故，我对内嵌于“老师”一词中的荣誉感，历来茫无所察，只是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职业，就像“律师”或“木匠”那样。十年前我去居住地房管所办事，诧异地发现其中的办事员彼此都流行以“老师”相称，顿时大感别扭，但不多久我就见怪不怪了。谁都知道，“老师”的称呼早已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今天，不仅文艺界有此爱好，企业界（尤其是房地产界）也是动辄以“老师”呼朋引类。——人心的虚荣，正得到社会的大肆纵容。我们的媒体尤其喜欢以清仓大甩卖的方式，使用“著名作家”、“国际影星”、“艺术大师”之类称号。
日本人敬语很多，称呼一花一树木，一果一菜蔬，都得前置一个敬语，以示尊崇。按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更喜欢纵容人心的虚荣，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某大学（更别提银行或房地产界了）称某位行政人员为“先生”（意即“老师”），他的第一反应是脸红，第二反应有可能纠正你的称呼。至于是否有第三反应“窃喜”，我不得而知。
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谁都免不了有一点的品质；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竭力试图否认的品质。把自己排除在不良品质之外，是人的共性。这件事当然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它表明了人类可贵的避恶趋善倾向；弊端在于，它又同时表明，人们是多么不擅长了解自我。“每个人和他自己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这话是尼采说的，所以，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你自己”，这话是苏格拉底说的。
虚荣，顾名思义，是虚假的荣（名）誉。它既体现了人类对荣誉的追求，又表明人类有一种对荣誉的强烈占有欲。这事儿正邪参半，优劣难分。通常，一个人某方面的欲求越强烈，他的虚荣也就越突出。一个人某方面的能耐越优秀，他在该方面的虚荣也就越能得到平抑。以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为例，众所周知，在他们刚刚出道还没混出多少人样的时候，他们是喜欢被人称为“老板”的，当时“老板”的称呼还带点港台味，因为“港台味”还很吃香，但现在，随着他们一个个钱包塞得鼓鼓的，私车一年一换，“老板”的称呼猛可间对他们已经不构成敬意了，他们甚至还觉得是一种亵渎，“老师”遂应运而生。唉，我们丢人现眼的行为，往往就出现在对不实之誉的攫取之中。
依据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顺手获得一种方便的观人法：一个人对某种称呼的计较程度，总是能够暴露出他虚荣的领域。虚荣心在该领域的盛衰消长，又可以像温度计那样，准确地反映出他的现状。他不喜欢别人称他“老板”，说明随着钱袋的增长，他当年的暴发户心态已经得到了克服，他攒钱的事业干得不坏。他喜欢别人称他“老师”了，说明他知识方面的自卑正在抬头。知识的匮乏，既是他的痛处，又是他的痒处。一旦哪天他确实具备了知识上的自信，部下们再当面称他为“老师”，就未必会收到当初那样的奇效了。我们相信，大学者陈寅恪不会介意别人是否称他为“教授”，只有那些被称“教授”而不去纠正的“副教授”们，才是真正的介意者。他可能还会感谢别人故意漏掉那个“副”字呢。
虚荣可以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的虚荣心能不断提升档次的话。相比较而言，女人在美丽方面的虚荣，就颇为可虑了，因为女人的美色明显不可能随着年龄递增。如果她拒绝进行自我调整，美貌每况愈下，虚荣勇猛精进，结果只能是无尽的苦恼了。
“啊，虚荣心！你就是阿基米德想用以撬起地球的那根杠杆。”这话是莱蒙托夫说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