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关于鸳鸯蝴蝶派
作者：王稼旬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为建立新文学作家的“主体性”，并以此启蒙社会大众，开始对当时这一主流文学现象进行发难。清末民初的绝大部分通俗文学作者都成为牺牲品，被斥之为鸳鸯蝴蝶派。如果说，现代史上确实存在这一文学流派，那真是群体庞大、情形复杂的阵营。可惜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宣言或宗旨，只是被认为有相同的“趣向”而被归纳在一起。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不但是批判者所起，并且它的范畴和概念也在批判过程中不断修正。
据目前所知，最早提出鸳鸯蝴蝶派概念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时，批判当时旧形式、旧思想的中国小说，特别提到“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空气之外的，且可不必论他”。1919年2月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七期上，他又发表《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称“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周作人说的鸳鸯蝴蝶派，乃专指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鲁迅对鸳鸯蝴蝶派的理解，也是这样，直到1931年，他在《上海文坛之一瞥》中提及民初的情形，说道：“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是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可见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仅此言情小说而已。
至于“鸳鸯蝴蝶”的由来，是因为那些小说内容不外才子佳人，双双成对，故以鸳鸯、蝴蝶称之。新文学作家解释时，每每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来比喻。这两句是魏子安《花月痕》第三十一回里韦痴珠的一声叹息，魏子安则从陈文述《无题》诗“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来，只是将“七十”改为“卅六”。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因为民初小说大量采用骈四俪六，辞藻艳丽，笔致缠绵，就像是成双成对的鸳鸯或蝴蝶。其实这也是当时风气，民初极推重骈文，政府文告、通电均用骈文，类乎《玉梨魂》虽以散体为主，掺入大量骈句，以求得小说的辞章之美，这也是小说“文章化”的最后尝试。
鸳鸯蝴蝶派的“罪孽”，一步步深重起来。1919年1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黑幕”书》，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艳情尺牍》、《香闺韵语》等连类并举，并称“四年以来，凡变过几种面目，其实十六两还是一斤，内容之腐败荒谬是一样的”。同年同月，志希在《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将当时的小说分成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的小说就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比以上两种好一点，就是笔记派”。这第二派就是狭义的鸳鸯蝴蝶派，作者举例说：“诸位一看徐枕亚的《玉梨魂》、《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定夷五种》，就知道了。”由此可见，鸳鸯蝴蝶派已成为“逆流”，但还是有所特指，并未将它扩大化。至于黑幕小说，乃是文学史上的冤案，当时世间有根据报刊上“黑幕征答”所编的《“黑幕”书》，周作人、钱玄同等误以为是黑幕小说，其实《“黑幕”书》属于新闻汇编一类。并不是文学创作。
至二十年代初，新文学作家加强了抨击力度，除对狭义的鸳鸯蝴蝶派穷追不舍外，将消闲和趣味的读物也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们在和新文学争夺出版市场，并且新文学正处于劣势。1921年、1922年《文学旬刊》的“杂谈”专栏上就有郑振铎的不少文章，他并不否认对手的强劲，如在《消闲》中说：“中国的‘遗老’、‘遗少’们都说‘小说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闲的’。于是消闲的小说杂志就层出不穷，以应他们的要求。自《礼拜六》复活以后，他们看看可以挣得许多钱，就更高兴地又组织了一本《半月》。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却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对于这班身心都就木的遗老遗少，我们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只是我们奇怪：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活泼的男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非常喜欢去买这种‘消闲’的杂志，难道他们也想‘消闲’吗?”在《悲观》中，则引录了一封来信，信上说：“我想新文学到了现在真是一败涂地了呀!你看，什么《快活》杂志、《新生》、《礼拜六》、《星期》、《游戏世界》，已经是春笋般茁壮起了，他们出世一本，同时便宣告你们的死刑一次。像这种反动力的‘泥’潮，也不要太轻易把他放过；中国的土地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新文学所能够占领的地域，本就只一角，如今又被他们夺回去了。他们正高唱着‘光复之歌’，你们真不动心吗?”郑振铎在这封信后写道：“这种消遣式的小说杂志，近来忽然盛行的现象，我们也早已觉到了。像这位友人的议论，我们也早已听见许多人讲过了。但我总以为他们不免是‘杞忧’。”话虽如此说，但这是文学的争夺战。不能容纳对方阵线的扩大，但理论尚未有所建设，那就是唯有“痛骂”了，于是称这一大批通俗文学作者是“上海滑头文人”、“流氓文人”、“无聊的小说匠”、“文丐”，甚至称之为“文娼”，并说：“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痛骂”自然是不够的，还要将它们“升格”。郑振铎在《通讯》里写道：“《礼拜六》那一类的东西诚然是极幼稚——亦唯幼稚的人喜欢罢了——的东西，根本要不得。中国近年的小说，一言以蔽之只有一派，这就是‘黑幕派’，而《礼拜六》就是黑幕派的结晶体，黑幕派小说只是以淫俗不堪的文字刺激起读者的色欲，没有结构，没有理想，在文学上根本没有立脚点，不比古典派旧浪漫派等等尚有其历史上的价值，他的路子是差得莫明其妙的；对于这一类东西，唯有痛骂一法。”至此，消闲和趣味的文学就被归入了“黑幕”，称之为礼拜六派。
随着新文学理论的推进，鸳鸯蝴蝶派的范围才逐渐被认定。1935年10月，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里明确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时盛行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处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