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是我的作品
作者：余泽民
你是谁?我在心里问他。我就是我。他无声地回答。
如果让我填写履历，我会体面地这样写：一九八九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九十年代初赴匈工作，翻译研究当代东欧文学，匈牙利《联合商报》主编，匈牙利全国记者协会会员……这是我，又不是我。对我来说，只有这些年自己为自己写下的文字才是记录我成长的足印。
从我记事以来，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刊上。散文的标题我早就志了，可是开篇的第一句仍记忆犹新：“我喜欢看别人的眼睛，因为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我还喜欢看自己的眼睛，并希望能从中辨别出那些我崇尚之人的面孔……”从那时起，我就像一位雕塑家，精心捏制自己的作品。
我的成长，跟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刚上小学，我就蹲在学院胡同一号大院门口的上马石上看《红岩》、《水浒》、《桐柏英雄》。当时在三十五中读书兼做图书馆管理员的表姐王琼常把学校库存的禁书搬回家读，于是我也囫囵吞枣地读了一大堆诸如《铁木儿和他的伙伴》、《青年近卫军》、《红与黑》和《高老头》之类的洋书。另外，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王琼花了整整一年抄完了《牛虻》，我则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宇抄下了《安徒生童话》。每天睡觉前，表姐都会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书，当我听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居然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感情。
我真正意义的读书是从中学开始，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跟许多人相似，青春期的我也有一段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我所迷恋的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人：真纯的雪莱，放浪的拜伦和激情的叶赛宁，成了我理想性格中的“三位一体”，就连雪莱的唯情、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都给我留下贵族的印象。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我铭记至今：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可忧伤强做的笑颜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
回想起来，对我的个性形成影响至深的，还要数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中的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就是这句话，成为我生命中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的自觉反叛中形成的。
读书，是在人性中自由地穿行，对一个人心性、情感、承受力和理解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相信，今后生活的幸福与否，都将建立在自己爱的能力上。在书里，我可以饱尝爱的狂烈和冷落，找到情感的解脱与宣泄，发现生活的误区，透视到灵魂的原色。大卫·科波菲尔的正直与善良曾让我喜欢得发狂。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评判者；既是美好心灵的拥有者，也是诸多磨难的受难者，局限的个体生命在文字中得到无限的伸延。我贪婪地从书卷里、在朋友中寻找到各类我欣赏的品质，然后变为已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让人乍看上去眼晕的多棱体。其实我还是我，只是随着人们投来的目光不同而变换着颜色。
中学的我有一个幻想：一个人捧着调色板，站在枫叶嫣红的山巅描绘落日，手上身上沾着沁了晚霞的绚烂油彩，一只鹰鹫在头顶盘飞。大学的我有一个臆想：研究透人体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肉，有朝一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组装一条能够让自己在时空中延展的生命。读研的时候，我揣过一个奢想：想要理解每个人生存的道理，探究自己心灵中隐秘的险处。出国后的我则怀着一腔狂想：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
从医科大学出来，我不再对生理结构感到神秘；从音乐学院出来，我不再对心理结构感到恐慌；从冰天雪地的“二连海关”出来，我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欲、有灵魂的纤弱男孩，投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在匈牙利生活的十几年里，我做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中文家教、文学翻译、插图画家、剧社龙套、编辑、记者、编剧、演员、导游，甚至果农、蒜农、厨师和小时工，成了一个无宗无派的“生活艺术家”。我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流浪，我很喜欢这个诗意的字眼，带着地上的泥，牵着天际的云。对我来说，这种流浪与其说是时空的，不如说是心灵的。或许在周围人眼里，我是一个不安分、不知足、不长大的家伙，但我自己清楚：拒绝大众性成长，就是我最纯然、最闲逸、最乐足、最真实的个性成长。
一九九一年离乡，我带着家人的牵挂，带着朋友的祝福，带着一盒银针、一包艾条和一本《梵高传》，带着音乐学院恩师张鸿懿塞给的四百美金，再有，就是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居然没有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既不知那里已有三万中国人在淘金，更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
经过一周的火车颠簸，我穿过外蒙的戈壁和西伯利亚无人区，终于来到这个中欧小国——匈牙利。跳下站台的刹那，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到了这儿之后我才知道：我来投奔的一位大学好友，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去了奥地利。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困在一座与南联盟接壤的南疆小城——塞格德，如同一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孩，被丢在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里。我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葛德月教授指导我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挫，在一家私人诊所工作的我，意外卷入了一场戏剧性冲突。几乎在同一天，我不仅失业失恋，而且失掉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我被州移民局认定是一个“非法行医、与黑社会勾结的不受欢迎的人”。当时匈中之间刚恢复签证，正是匈牙利社会排华最为严重的时期，许多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人用枪口顶着遣返回国。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自己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会到饿的滋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一只修长的手隔着玻璃敲在我木讷的脸上。我认出是皮特，一位身材瘦高、英俊敏感的小伙子，一个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听朋友说我已经几天没有出门了，不仅跑来看我，而且给我抱来一团深褐色的泥巴。皮特关切地劝慰我说：“你一个人闷了，就捏点儿什么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我的“即兴泥塑”大多被朋友们瓜分了，留下的十几个我带回了国，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爱和感恩。
出国后的前三年，我几乎没用母语说过话，偶尔给父母挂个长途，我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总要在电话机旁放上一只手表，压上一张宇条，字条上写着我准备说的话……即便这样，只要电话一通，我还会“我我我”地结巴半分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唯一的秘密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情感的“聋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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