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待字闺中的箱子

作者:路 也




  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将要就职的工作单 位。顶多再过一个半月她就得去报到了,那 是省安全厅,这是来系里要人的单位,她这 样一个学了呆呆的古汉语专业并且写诗写得 发了疯的人被分到那样一个地方去真是连老 天爷都会觉得荒诞的,可是她自己联系的单 位一个也没成功,就只好去那个门口没挂牌 子却站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的大院报到了。这 两只箱子恐伯连那大门都带不进去的,即使 带进去了,也不可能被允许放在办公室里。
  她还想到把两只箱子存放到一千多里之 外的父母家去。父母那里应该是绝对安全 的,那里至今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闺房,那 是她从童年时代就居住的小屋,离家多年, 那屋子仍保持着它最初的样子,好像随时都在等着她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口里嚼着泡泡糖插上耳机听磁带。每次千里迢迢地回了家何麦冬都还是住在自己那间小屋里,墙上依然挂着以线绳操纵的纸板木偶娃娃,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仍然压着她稚嫩的黑白小照。对了,就把两只箱子存放到父母那里!她为自己想出这么个好主意禁不住得意地笑出声来。何麦冬很快买了火车票拎了两只箱子上路了,在车站的行李检测处,当何麦冬那两只宝贝箱子接受检查时,仪器立即发出了报警信号,工作人员根据屏幕显示认为其中一只箱子里放了危险物品,勒令她马上打开。何麦冬打开后,让他们搜索了好半天,最后才断定是那只军用水壶在作怪。那只军用水壶是刚上大学参加军训时,一个营长送给她的,现在想来当时那种对于军营的盲目向往骨子里其实不过是对于男人的向往。在火车上,何麦冬一路都时不时地从座位上仰起头来往行李架上看那两只箱子,感觉自己是在战争年代运送情报和发报机。何麦冬进得家门,才发现这次回来跟往常不同了,自己那间小屋于竟大大变了样,已经布置成了妹妹和妹夫的洞房,他们打算在月底举行婚礼。大家对她大老远拎回两只死沉死沉的箱子来又连续好几天迟迟不肯打开颇感纳闷,当她把寄存箱子的意图说出来时,父母问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呀值得这样神神秘秘的,何麦冬一会说是些旧书本,一会又说是旧衣服,再一会又说是她发表诗歌的样刊。她那支支吾吾的样子弄得父母更加狐疑和担忧,一个劲地劝何麦冬在外面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命里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一定不能要,好像他们的女儿刚刚抢劫了银行或诈骗了什么人,把弄到的人民币或金条装了满满两箱子运回家来了。他们还想摸起电话来给老北打个长途,问问这两只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眼里老北作为女婿理应接过他们的班,看护好他们的女儿——何麦冬对这一点最讨厌,把她当成了一件物品或者领土,结婚就意味父母和她的丈夫已进行过隆重的交接仪式,使她的归属发生变化。何麦冬一气之下,又拎起两只箱子登上了返校的旅途。
  何麦冬下了火车,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拎着两只箱子去了一个叫汪洋的女友家。汪洋是何麦冬认识的一个专业作家,今年三十五岁,已离过三次婚,正准备喜结第四次良缘。汪洋写的那些爱情小说全都像没打地基就直接盖起来的劣质砖房,为了漂亮又在那砖墙外面包裹了一层彩色马赛克,就是长途汽车沿线常见的那种路边酒店的样式。何麦冬虽然对她的作品并不怎么恭维,但觉得她人还是蛮义气的,心想,毕竟是一个以写爱情小说为生的人,大概不会不理解她保存这两只赭红色箱子的良苦用心。汪洋在家里设宴招待何麦冬,做了满满一桌子莱,没一个莱好吃,萝卜炖火腿里的那萝卜没炖熟,又生又硬;一盘冰糖拌草莓,那草莓是在塑料大棚里长的,光合作用进行得不够充分,吃到嘴里感觉味道不足;只有一盘叉烧肉是从楼下肉食店直接买来的,还说得过去。何麦冬一边吃一边将自己寄存箱子的来意跟汪洋说了,汪洋朝地上那两只箱子瞥了一眼,爆发出一阵大笑来,笑得摇摇欲坠,大厦将倾的样子。等她笑够了,从盘子里夹起一块油光闪闪的叉烧肉来,认认真真地对何麦冬说:在这盘叉烧肉面前,爱情又算得了什么呢?
  何麦冬环顾女友那间狭小的书房兼卧室兼会客室兼餐厅,不会超过20平米,而且凌乱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根据女主人的性格估计会这样至死不渝地过下去。汪洋建议把那两只箱子塞到床底下。何麦冬瞥了一眼填充了旧鞋子和废杂志的床底,那里散发出一股潮湿和霉变的气息,令人疑心很可能已成了老鼠的故乡,正在那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地方寡廉鲜耻地多生快生超生。何麦冬怎么忍心把两只箱子放到那里面去呢,明珠暗投,让她美丽的青春记忆患上鼠疫、沾上皮肤病、染上肝炎病毒,长出灰绿色菌丝?再说汪洋在生活上是个粗枝大叶的人,说不定下一次离婚分家产时,也许会不小心将那两只箱子当了夫妻俩人的共同财产对半分开来,一人拎走一只。何麦冬很干脆地谢绝了放到床底下去的建议,拎起那两只箱子出了汪洋的寓所。
  何麦冬想起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位大学女同学阿田。阿田一毕业就结婚,一结婚就怀孕生孩子,把小日子过得像一只正在滚沸的川味火锅那么红红火火。何麦冬到她家去过几次,每去一次都能加深一次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阿田这个人性情比一只绒布熊猫还要厚道,何麦冬觉得把两只箱子寄存到她那里去还是挺合适的,她会保守秘密,也会妥善保管。何麦冬于是换乘三次公交车到阿田家去,刚走到阿田住的楼底下,就听见阿田从楼上的窗户伸出头来对着一个推着自行车才出了楼洞的男人大喊:“王卫,别忘了买刷碗的金属球!”那叫王卫的男人也就是阿田的丈夫把脸仰起来,仰到几欲与天空平行,冲着楼上大叫:“阿田,你说买什么样的呀,一块钱一个的;还是一块五一个的?”夫妻俩情绪那么投入,宛如在演话剧。阿田见何麦冬来了,忙不迭地给她拿这个吃拿那个喝;那股子热情让何麦冬禁不住想起自己去年冬天买的那件鄂尔多斯羊毛衫。何麦冬一边吃喝一边讲寄存箱子的事,当阿田听明白何麦冬的意思,马上把脸孔板成了一部写满真理的教科书,开始责无旁贷地指点迷津,传授夫妻相处的标准答案,她说得头头是道,什么忠诚是两人和睦相处的基础呀,什么结婚后对于过去的男女感情要么斩草除根要么巧妙地转化成友情呀,什么对丈夫以外的男人要时时提防,拒绝时要毫不犹豫快刀斩乱麻呀,什么结婚后要变得脚踏实地不可以像从前那样浪漫呀,等等等等,简直可以让阿田到那些妇女杂志开个心理咨询专栏或者到广播电台开通午夜节目热线了。阿田说啊说啊,语调越来越苦口婆心越来越语重心长,她劝何麦冬悬崖勒马,她说得那么起劲,连篇累牍,何麦冬真担心她的喉咙要出问题,明天得去买草珊瑚含片或者西瓜霜来吃。后来阿田又开始竭力地要让何麦冬答应,既然已经结婚了反正迟早要生孩子的那么何不趁年轻赶紧生个小孩子来养,也好将精力转移一下,免得满脑子装的全是恋呀爱呀的,给家庭增添不安定不团结因素。何麦冬发现阿田在讲这些话题时显得那样自信,完全是一副学富五车的引路人的姿态,她真该去大学里开设一门有关这方面的课程,去做博士生导师。
  何麦冬几乎是拎着那两只箱子从阿田家逃出来的。她走出去好远了,仿佛还能听到阿田那诲人不倦的教导,那声音像磁带一样在她大脑里缠绕着,反反复复地播放,电组过大,尖利刺耳,其分贝简直超过了大街上车辆的喧嚣。
  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有的同学已经在打点行装,还未来得及打点行装的至少也在打点着心情。何麦冬却是除了那两只箱子之外什么也不去想,她的大脑里只有那两只箱子,两只箱子分别覆盖了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两个脑半球都快要变成两只箱子形状的了。她有好几次梦见老北跟那两只箱子过不去,一次是梦见老北用万能钥匙偷偷地开启箱子;又一次是梦见老北用大铁锤砸箱子上的锁;另一次是梦见结婚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老北突然逼问她,为什么从来不敢当着他的面打开那两只箱子,那里面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再一次是梦见老北打开了箱子,根据情书的信笺上信封上提供的人名和地址四处寻找情敌,进行暗杀活动。何麦冬每次醒来都对老北充满仇恨,这种仇根渐渐发展到对婚姻的仇恨,一直仇恨到牙齿的根部。她终于发现婚姻原来就像古汉语一样面目可憎。
  何麦冬想象着要是能发明一种“指纹锁”就好了,世界上没有人的指纹是相同的,因此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指纹特别制造一种异常精密的暗锁,只有主人把自己的某个手指或几个手指根据一定规则按上去,与那锁上的纹路相吻合,产生感应,才能把那锁打开,而别人永远无从打开。她还想象着用一种什么技术——比如某种无比先进的激光仪器吧——使自己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隐形,在自己需要它们时再用一种破译的方法使其现出实体形态。何麦冬觉得有时候本来并不光彩的甚至邪恶的动机也可以调动人的潜能激发人去发明创造,降落伞据说就是我国南北朝时广东一带的一个小偷发明的,得自于他爬到一个塔上去偷东西时想立即跳下来逃跑时产生的灵感。何麦冬还想过,如果能把那两只箱子砌到墙里去就好啦,可谓万全良策,她记得在爱伦·坡的小说《黑猫》里就有一个杀人犯将妻子的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去的情节,据说模仿的是中世纪的僧侣埋藏殉道者的办法。她还想到把两只箱子藏到野外的深山洞里去,就是那种幽深幽深的打着火把才能进得去的山洞,民间传说故事里常讲到的突然能够发现金银财宝的地方。当然还可以把两只箱子埋到土壤里,以一棵树做标记,记下埋箱子的地方。这些想出来的藏匿箱子的锦囊妙计都曾使得何麦冬兴奋过一刹那,可是最后总是变成深深的沮丧,因为她很快又发现这些方法的可行性都几乎等于零。
  老北出差了,何麦冬就提着两只箱子来到那已装修完毕的三室一厅,看看能不能把它们藏到自己未来的家中。她想到,有时候越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往往越是眼皮子底下的东西越容易被忽略。
  何麦冬对这三室一厅感到无比陌生,仿佛偷了钥匙私自潜入别人的宅第一般。这么多年了她已经习惯居住简陋的学生宿舍,哪怕拥挤得像在集中营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而现在,这豪华的住宅却让她觉得窒息:墙上的涂料和壁纸发出一股搅拌肠胃的化学味;羊毛地毯的那种大红色压迫视神经,看久了最终要引起头痛;构造复杂做工考究的窗帘让人想起欧洲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吊灯的样子像中国古装戏里大家闺秀那插了金钗银簪的发髻;床铺多么坚固多么宫丽堂皇,是为了睡上几百年而准备的;厨房里众多高档炊具因尚未用过而崭新得银光闪闪,不像是现实生活里要使用的倒有点儿类似于纸扎的冥器了;还有那一道道的门,全都包裹了一层亮亮的浮雕般的表皮,像从古罗马建筑物上临摹下来的什么细节。所有所有这一切都使何麦冬不可抑制地想到一个字:“坟”。 再看看脚下那两只箱子,它们天生的那副在途中奔波的情态跟眼下安居乐业的气息也不怎么谐调,还多少带着一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感觉,像是往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里安置进去的两枚炸弹。何麦冬不知道应该把这两只箱子放到三室一厅的什么角落里去才算安全。后来她想到了化整为零,把那些小礼物们分散开来,在三室一厅里漫不经心地摆设上,谁能发现它们的特殊意义呢,那些东西上面又没有写上任何字迹,可转念想想,又觉得这样做太奢侈了,这么多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宝贝就这样胡乱摆出来,跟烟消云散也没什么大区别。至于那箱子情书,嗯,可以拿出来均匀地缝到被褥里去;嗯,还可以把厕所的水箱捣坏,让它失去储水功能,只是当作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小小贮藏地来用,把信放进去;当然还可以把它们分散地掖到那几只大大的蘑茹灯罩里面去;还可以把它们藏到沙发洞里去;还可以塞到枕头套里去代替丝绵或稻草做瓤子;她甚至还想到要把电视机内部的零件掏空了来当成谁也意想不到的容器用。但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使她真正地满意,这些办法都潜伏着至少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被发现的可能性,根本就谈不上安全。等于把两只小羊一下子扔到了狼群里。她想,只要在这套房间里就不可能安全,这两只箱子根本就不应该进到这套房间里来。那么可不可以到外面去租房子呢,单单为这两只箱子租赁一个小小的——哪怕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这世界上有寄存骨灰盒的地方,有火车站那种小件行李寄存处,有居民小区里那种寄存自行车摩托车的车库,有公共的汽车存放处,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专门寄存隐私物品的地方呢?何麦冬站在凉台上望出去,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垃圾楼,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这样既简易又狭窄、并散发着烂白菜味的垃圾楼,现在这个用水泥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有楼梯有窗口有漏斗的炮楼子一样的建筑物令她十分羡慕,她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一件事物这么羡慕过,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小的垃圾楼是属于自己的,那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呀,她可以把她所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都放到那里面锁起来,把垃圾箱改造成一个宝库。
  可是现在,现在这两只箱子;往哪里放呢?
  
  何麦冬忧郁地望着两只箱子,像地下工作者刚刚得知自己被叛徒出卖却又无处躲藏时望着两箱子机密文件。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何麦冬的身体弹簧般惊讶地跳荡了一下,仿佛有入突然闯进屋里来看到了她和她的箱子似的。电话是几天前才安装上的,竞已经有人打过来了,何麦冬还是第一次在这套房间里接电话呢,即使在她摸起话筒来的时候,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这里天经地义的女主人。
  何麦冬说,喂,哪位?
  那边并不回答自己是谁,却反过来问,喂,您贵姓?
  何麦冬说,我贵姓何。
  何麦冬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回答得很可笑,应该说“免贵”才对。
  那边说;你是何麦冬?
  何麦冬说,是啊,那您是……
  那边这才自我介绍说,我是老北。
  何麦冬说,哦,你好。
  老北也说,你好。
  何麦冬说,我到这边来了,来看看。
  老北说,就你一个人吧?
  何麦冬说,对,就我一个。
  这话刚刚说完,就听见窗外很清晰地传来一阵乒棱乓啷的声音,大概是收啤酒瓶子的把瓶子不小心摔在了水泥路面上。
  老北说,你一个人?
  何麦冬说,对,没有别人了。
  老北说,我好象听见你那边有酒瓶子在响啊。
  何麦冬说,那是外头的声音,反正这屋子里除了我,再没有别人了。
  放下电话,何麦冬很是纳闷,老北明明知道她是住在学校里还未搬过来的,而且学校离这房子又太远,即使他不出差她也只有周末才过来,现在他出差在外,这天又不是周末,为什么突然决定往这明明知道很可能没有人的房子里打个长途电话过来呢?除非他倩女离魂一般,一个老北去了外地,一个老北在家留守,互相挂念,外边的老北要给家里那个老北打电话。还有,他为什么那么疑心,认为她可能不是一个人来这屋子里呢?他大约总以为何麦冬要背着他做点儿什么的吧,而这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和他出差在外又构成了做点什么的“天时”与“地利”。何麦冬突然觉得也许真该利用这条件做出点儿什么来,也好让老北的疑心别那么海市蜃楼,而是在现实中得到根据甚至印证,让老北煞费苦心的侦察别那么徒劳和扑空,而是让他确有收获,同时也使自己在老北心目中的坏印象更名副其实一些。这就譬如我们感到不舒服了,便去医院查病,如果没查出一点儿毛病,我们就会感到隐隐的失望,如果多少查出了点儿毛病,我们就会有种成就感,庆幸来了一趟,算是没有白跑。这也譬如洗衣服如果洗得水发了黑,才算过瘾。除去这些,这个电话给何麦冬的另一个感觉是,她和老北彼此其实还相当陌生,他们的对话并不太像夫妻,而像是一般性的朋友,甚至在还未知道彼此是谁的情况下,还有点像电话打错了或者电话串线。这倒使何麦冬想起一个叫做《秃头歌女》的荒诞戏剧来,两个陌生男女在一家旅馆里相遇,彼此谈起了自己的情况,谈着谈着,发现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又谈下去,发现他们的家还住在同一条街道上,再谈下去,竟发现他们住的门牌号也一样,还是在同一幢楼上呢,谈啊谈,更不得了了,他们居住的房间是同一间,再谈下去,天哪,他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呢,再谈下去,才知道他们俩竟然是夫妻!何麦冬发现她和老北在骨子里就是这种情形,夫妻有时候可以是世界上彼此最陌生的人。
  何麦冬又拎起那两只箱子,两只赭红色的箱子,离开了那幢她不久就该住进去并该将身心浸润其中的那套三室一厅,她下楼梯的步子很快,她觉得如果稍微慢一些,那套房子就要张开大口把她活活吞下去了。何麦冬刚刚走到大街上,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越走越慢,手里提的箱子越来越沉。地球这么大,却找不到一立方米来寄存下她这两只箱子,这么两只小小的箱子啊无处寄存,难道只因为她是个结了婚的女人?
  她突然有了一种崩溃的感觉,五脏六腑全在瞬间变得憔悴,她的肉体那么空洞,只有手里拎着的两只箱子才是有分量的,她的灵魂并不在她的躯体里面装着,而是盛在了两只箱子里,由自己来提着,在世界上走来走去,四处奔波。
  她在一座很旧的欧式石头房子侧面坐下来,坐到那沧桑的台阶上。她抬起头来看那黄昏的云彩,它们在这个城市灰色的天空中轻盈地移动着,如果这两只箱子能让云彩驮走就好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她把目光从天空中移开来的时候,忽然看到对面是火车站的一个货场,老远就能看见那禁止烟火的标志牌:一个大圆圈里斜放半支点燃的烟,上面划一个大大的叉号。她于是就这样得到了灵感,她想到的是可以把箱子里的那些东西统统烧掉,来个焚尸灭迹。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办法了,没有什么比烧成灰烬更安全的了。最后她笑了,想起看过的电影里常有的镜头,地下工作者在敌人搜寻而至时。还在咚咚咚的砸门声里迅速而从容地烧着绝密文件,火光映红了他(她)坚定的脸庞,当敌人终于破门而人时,看到的不过是一堆热热的尚未完全熄灭的灰烬。
  那个要与我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得到的将不过是一堆灰烬罢了,她幸灾乐祸地想。这个想法使她高兴起来。 晚上她来到学校的操场上,燃起了火堆,那两只箱子里的东西烧起来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烧了很长时间,火焰在风里跳着土著舞。她呆呆地立在那里,在火光中看到了一张张越来越遥远了的男人的脸,每一张脸都既熟悉又陌生。最后地上剩下来的是一堆爱情的骨灰,黑白相间,像一堆过去时代的照片,在透过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叶斜斜照过来的路灯灯光里看上去,显得特别虚幻。
  那些灰烬后来被她扫起来,埋到操场东北角一大片碎石瓦砾下面去了,大约是由于那里地面太硬,在葳蕤的夏天,却寸草不生。
  来年的春天,何麦冬返回学校去办理了一点事情,她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半年多,长头发剪掉了,人看上去似乎贤良了些。办完事情,她跑到操场东北角去凭吊那堆灰烬,那片地面上的碎石瓦砾依旧峥嵘,可不知怎么今年却长出一大片生机勃勃的青草来,在青草丛里还夹杂着少许的细碎的野花。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她迷惑地想,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像鲁迅小说《药》里夏瑜的母亲看到坟上的花环那样不解。
  何麦冬想起,那两只赭红色的箱子打那以后就一直空着,还从未用过呢。她又在心里盘算,等自己生了小孩子后,要拿它们来盛尿布。
   责任编辑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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